人大重阳成果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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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选自人大重阳书系《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第一章。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已经详细地评估了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我国城市PM2.5的年均浓度为65微克/立方米,一些北方城市的浓度常年在100微克/立方米以上,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25微克/立方米)。北京大学陈玉宇教授和清华大学教授李宏彬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论文中估计,与淮河以南相比,淮河以北居民因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使人均预期寿命缩短5.5年。我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和江河水,其中水质污染超标的水源占75%。我国耕种土地面积污染超标率达19.4%。关于污染的经济成本,早在2004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就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中指出,利用污染损失法核算的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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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高污染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结构有关。比如,我国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0%,而重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高达30%,这个比重是全球大国中最高的。不幸的是,重工业的单位产出能耗和由此带来的空气污染是服务业的9倍。我国煤炭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高达67%,而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所导致的空气污染为天然气的10倍。我国城市居民出行方式中地铁占比只有7%,公路出行占比为93%,而研究表明私家车出行所导致的空气污染为地铁的10倍以上。


  要实质性地改善我国的环境,不仅仅要依靠更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手段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变得更为清洁和绿色。在资源配置中,资金(即金融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将发挥其关键的作用。只要资金从污染性行业逐步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环保的行业,其他资源(包括土地、劳力)将随之优化配置。


  我们估计,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绿色产业在今后5年内每年至少需要2万亿元(3%的GDP)以上的投资。根据最近几年的政府财政支出数据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减速的趋势,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全部绿色投资中,政府出资占比只能是10%-15%,社会资本投资的比重必须占85%-90%。在目前价格体系无法充分反映污染项目负外部性和绿色项目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如何抑制对污染性行业的过度投资,吸引足够的社会资金配置到绿色产业,用有限的政府资金撬动几倍、十几倍的社会资金发展绿色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


  实拍:从太空看中国的雾霾长这样(2001-201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绿色投资方面,《决定》指出,“必须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国务院办公厅[2014]69号文件也要求“一行三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支持环境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政策”。


  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发达国家,与绿色金融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绿色金融产品的发展已有几十年的经验,由此推动的绿色投资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们认为,为应对这个挑战,我国亟需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用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的绿色项目投资。


  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关部门在引导绿色信贷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关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努力还停留在碎片化状态,许多相关研究还停留在概念层面。本书旨在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关于建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推动我国绿色投资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框架,并强调其可操作性。(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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