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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投票民主的民粹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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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9
  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它的核心主张是什么?正如其一系列别称所暗示的那样,如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等,该“主义”的核心要旨就在于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同时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当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位当选或试图当选的政治家,无论其出身多么显贵,都会不约而同地自称自己“代表人民”。

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2018年5月《多维月刊》。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仁学》


环顾近年来欧美政治、社会之变迁,如果仅允许用一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的话,或许中外学者大都会赞成用“民粹/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来描述。


在英国,汹涌澎湃的“脱欧”浪潮裹挟着千百万选民用公投的形式做出了他们的历史抉择。然而,就在2016年6月24日6点连夜进行的英国脱欧公投计票工作组宣称“52%的英国选民投票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而一锤定音之后,Google搜索的统计显示,英国网民上网搜索“什么是欧盟”的数量急剧攀升。此外还有大约412.5万人因不甘心就此脱离欧洲而发起举行第二次退欧公投的请愿,但遭政府拒绝。两年已经过去,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因为这次“人民的历史性决定”而变的更好么?或者说英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福利水平、安全提高了吗?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在大西洋的彼岸,另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民主国家”似乎也同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淖。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参加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讲,而在院外集聚的则是他的狂热的支持者们和数目同样可观的反对者。无论是在其竞选期间,还是在执政一年多来的实际政策行为中,特朗普政府也往往被国际观察者们贴上“民粹主义”政府的标签。譬如学者谭道明就从制度基础、内在结构和政治风格三个维度考察了特朗普式民粹主义。庄吟茜则对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民粹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一种异化形态,从两者的关联上看,民粹主义以民主主义为理论素材和现实契机,民粹主义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两者的区别上看,民粹主义比民主主义更加朴素、激进和泛化,同时在对“人民”的认识、对体制的态度和诉求的重心等问题上也与民主主义有较大差异。


民主与民粹:根本不同还是一线之隔?


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它的核心主张是什么?正如其一系列别称所暗示的那样,如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等,该“主义”的核心要旨就在于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同时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当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位当选或试图当选的政治家,无论其出身多么显贵,都会不约而同地自称自己“代表人民”。因此,从最广义的角度看,他们似乎也都可以被贴上“民粹主义者”的标签。


民粹主义的起源是什么?从概念的源流考证上讲,这的确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缘起于19世纪40到50年代的俄国;此后向北美和东欧传播。政治思想史学者倾向于将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行为与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诉求称作“早期民粹主义”。


然而,追溯“民粹”的实质性行为,人们却至少可以回溯到古希腊的“民主实践”。笔者赞同有学者关于“民粹是民主政治永恒伴影”的说法:民粹主义孕育于民主体制内部,但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理解是简单、浅层的,而他们的具体实践则很可能是破坏性的。这一点,西方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有关“民主”与“共和”政体的比较研究中,或许能够为今人提供一些启迪。


亚里士多德的导师柏拉图曾将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里的全部政体分为五种:贤人政体、军阀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五种政体之间循环流变。而亚里士多德则在其导师的基础上,根据统治者的目的和人数两项主要指标,把政体分为两大类,共六种。所谓“两类”是指“好”的正宗政体和“坏”的变态政体。前者,统治者的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是正面榜样;后者,统治者的目的是牟取自身私利,是反面教材。具体地,这三组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VS僭主政体(一个人的统治)、贵族政体VS寡头政体(少数人的统治)、共和政体VS民主政体(多数人的统治)。


这里,亚里士多德有关“共和”政体优于“民主”政体的说法颇值得研究和解读。在现代政治话语中,我们有一个常见的术语叫做“多数人的暴政”——这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体的认知。须知,其“师公”,即柏拉图的导师苏格拉底正是死于雅典的民主制度下。公元前399年,雅典五百人陪审法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那场著名的审判,正是在后世引以为豪的民主机制下,雅典人同样用投票的方式、完全合乎“程序正义”地处死了他们本应引以为豪的思想巨人。


对此,我们不敢主观臆断,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具体有哪些影响,但从柏、亚二人的言论著述中,我们却清晰可见他们对于“暴民政治”的警惕。譬如,亚里士多德总是强调国家的“德性”,即促进整个城邦全体公民的“公益”。当然受时代的限制,亚里士多德目力所及的“公民”也不过是雅典城邦里有一定财产的成年男子,而女人、穷人和广大奴隶都绝无任何公民权可言。抛开这一历史局限性,我们取其精神宏旨应该可以推论说:在一个有“德性”的政治共同体里,总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原则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而不能因为一时的“多数人意见”而突破之,从而给居于少数者的基本权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然而,历史事实似乎并不支持我们上面提到的推论。太阳底下无新事。当两千多年前,多数人凭借“人多势众”而采取的行动,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演,并导致悲剧。最近的事实是,特朗普同样“以人民的名义”,在被自诩为最完备、最经典的“美式民主”发祥地美国,发动了一场政治与社会革命。其成功“业绩”似乎暗示政治学家们,尤其是那些一贯自信坚持认为“(像美英这样)完备、发达、先进的民主国家不可能出现民粹主义”的学院派教授们,民粹主义真的可以发生于任何民主阶段,即便是所谓西方“成熟民主体制”也不能完全免疫。在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汹汹浪潮中,民粹主义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类似的话语策略,即通过人为构建“人民”与“他者”的尖锐对峙——譬如“自由的英国人与腐朽、无能、缺乏行动力的欧盟”,或“被冒犯的美国人民与通过不正当贸易占美国人便宜的外国人”等——成功地颠覆了曾被新自由主义者们误以为固若金汤的“政治正确”壁垒,堂而皇之、完全民主、程序正义地达到目的,登上权力的宝座。


更为吊诡的是,当年脸书、推特刚出现时,有不少研究民主的政治学家认为这些社交媒体的出现将成为暴政者的梦魇和民主社会的福音。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特朗普以其特立独行的语言与政治风格,以互联网、新媒体为平台,发布大量负面情绪性言论(俗称吐槽),传播夹杂着各式谎言与流言的短消息,让他的粉丝在尽享“快感政治”的乐趣后,不知不觉中把“寻求真相”的时代,变成了“接受后真相”时代。


民主的工具本质与政权合法性来源


对上述现象,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曾惊呼“民主已死”。而学者们则从不同角度论述为什么民粹主义会泛滥于美国、英国以及欧陆等被公认为最发达、最典型的“成熟民主国家”。相对于他们所给出的策略性解释(诸如特朗普对网络的使用以及对民意的操纵等等),笔者所关注的却是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民粹的逻辑是否本身就孕育在所谓“民主体制”之中?而二战后受美国影响所流行的、冷战后更是大放异彩以至于被福山誉为“历史终结”的美式投票民主,是否在其内在机理上就蕴含了这样一种自动蜕变为“民粹”的可能;而特朗普不过是利用之而已?


诚然,单纯从理论和程序正义的角度讲,美式投票民主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较为清晰地表达投票者的意愿。如果忽略年年走跌的公民投票率,我们似乎也可以暂时假定,部分公民的投票结果就算是“代表”了美国全体公民的意志。那么由此所“选举”出来的总统、党派也就具备了民主的合法性。以上是当前西方民主国家所默认的基本政治逻辑。


然而,跳出这一逻辑框架,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总统或者一个党派仅仅凭借多数选票而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就能等同于“合法性”(legitimacy)吗?或者说,只要这位执政者是按照既定的法定选举程序选举出来的便是“合法”的,而无需考虑到他的实际能力、绩效、主张是否符合该国的发展需要?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福祉?


上述思考把我们引入一个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所无可回避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究竟是取决于程序正义的“代表”还是结果正义的“绩效”(performance)?长期以来,西方研究民主理论的主流文献习惯于将中国的体制称为“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以其缺乏类似美英全民公投的程序,而以经济建设、国家发展等作为“绩效”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该学说是否正确,此处姑且不论;但单纯以代表性去“代表”合法性的谬误,及其对国家、社会可能带来的损失,已经被近年来的席卷欧美成熟民主国家的民粹大潮所证实。


正如前文所述,民粹主义的列车严丝合缝地运行在美英成熟的民主制轨道上,却开着历史的倒车。然而,按照程序正义,这样的错误是不能够通过既有的民主手段予以挽回的。可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对民主本身“工具属性”的异化(alienation)。


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无论民主之前加上何种修饰、定冠词,如“代议制”、“直接”、“大众”等等,都无法改变其作为工具的固有属性——它是人类为解决个体在共同体内的生存、交往与利益分配而衍生、创造出的一种制度。而民主所服务的目的,无论是按照古希腊先贤所强调的“有德性的城邦秩序”,还是套用古代中国哲人的“道”、“义”,我们似乎可以笼统地将其归纳为在给定政治-社会共同体内公民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幸福”才是每个个体最终指向的奋斗目标;而国家的存在、民主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保障这一根本目标所设立的手段。


明确上述有关目的与手段的根本关系后,我们就不难推导出,将代表性直接等同于合法性是有多么的谬误。一个“善治”的政府,其合法性来源应该是双重的,既有代表性,即代表这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最广大成员的利益和意愿;同时也必须展示出良好的“绩效”,或者说这个领导集体必须具备某种先进性,以确保他们能够作为人民的代表治理好国家,为人民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一句话,对合法性而言,代表性与先进性二者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现有的美式投票民主先天地排斥掉了有关绩效与先进性的检验。甚或可以说,那些谋求对国家与人民有长远好处的竞选方案与候选人,在片面以代表性(即数票数)来定输赢的游戏中,早就出局了。


投票民主的异化与民粹主义对公民德性的败坏


此前,秦晖教授在观察西方国家内部党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左派与右派的“竞争规律”。即,在投票民主游戏规则下,为了赢得选票,左派永远是理直气壮地主张“高福利”,但对于这背后的代价——高税收却避而不谈;同理,右派在高悬“减税收”的胡萝卜时说得天花乱坠,但绝不会告诉选民他们要大幅裁减国民福利。于是,左右两派轮番上台执政造成极其恶劣的非预期后果:为讨好选民,“低税收+高福利”的恶性螺旋造成财政的枯竭和国家能力无可逆转的损毁。


在上述运作机制下,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民主与民粹的差异。譬如,特朗普依靠指责“国际贸易夺去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外国商品冲击了美国市场”等,成功地唤醒了部分民众,尤其是所谓“铁锈带”地区的白人男性工人阶层的认同,从而凭借微弱的选票(选举人票)优势最终胜出。执政一年来,它似乎也在履行着此前许下的承诺。然而,比“兑现承诺”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政策从中长期来看对美国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简单回溯二战以后的历史我们就不难明白:美国曾经是全球化曾经当之无愧的领袖、WTO的创始国,创建了一个依然沿用至今的国际秩序。然而,如今美国却因为其国内的“分赃不均”而转向新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动辄以规则为棍棒、技术为门槛,限制他国合法贸易,打击他国产业升级的合理进程。


总体上讲,美国自身也是当前全球化世界的既得利益者。譬如让特朗普耿耿于怀的“中国的工厂夺取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实际上在整个产业链中,无论是高大上的“苹果”,还是人们日常衣食住行的所用之物,中国厂商和工人所分享到的利润在其产品总利润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而由这些生产所造成的污染等负面外部性则由中国承担。这些产品的利润,大头都被美国的总公司所提取。


那么特朗普还在抱怨什么呢?或者说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究竟是谁造成的?美国国内特定的阶级分布和权力结构导致巨量的全球化红利被其国内极少数精英分子所独占,同时将大量蓝领阶层抛弃于贫困之中。可见,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但作为全球军事与经济霸主的美国不思国内改革,却妄图转嫁矛盾,以霸权手段迫使他国以自身合法权益为代价为美国内食利集团的贪婪买单,这种“自己得病却逼迫别人吃药”的行径终究是失道寡助的——从最近欧盟、日本、印度以及中国的动向便可见一斑。


但是,很显然,依靠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总统就算明白上述道理也不会真正想办法去从根本上解决。利用民粹主义运动的政客往往都深知,民粹主义的承诺调高了大众对社会福利预期,在强化了对政府依赖的同时也心安理得地下调对自身奋斗的动力。这种情况最极端的还不是当下的美国,而是历史上的东南欧或拉美国家(当然,也不排除美国进一步‘拉美化’的可能):民粹领袖不顾国家实际财力、总体实力的限制,向民众许下完全超出收入能力的福利诺言,以此换取选票。


当这样的民粹主义领袖上台后,通常会在任期内挥霍掉国家的财富,或者运气好一点能够搭上高油价的便车。然而,当国际能源市场波动或者资源用尽后,整个国家也就从浮躁的高福利幻境中被打回原形。失落的民众也不会去主动检讨自己,而是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或者国际“赖账”,或者下一任“伟大领袖”的拯救。整个社会遂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失业率、犯罪率高企不下,就业率、经济增长率持续低迷。美国之所以还不至于沦落到这一地步,是因为美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美元依然通行全球,美国的国内危机可以通过引发钞票或打压他国来向全球稀释,从而以牺牲他国合法权益的方式保障本国国民的福利和社会稳定。


毫不夸张地说,被“民粹主义鸦片”所腐蚀的民众,日渐失去作为“生产者”的资格和能力,而沦落为纯粹的“消费者”,总指望着靠手中的选票合法地、合乎程序正义地选出新的“救世主”,以改变现状。反之,一旦不可得,则大众心理逆转,蔑视权威、排斥改革、仇富排外等氛围随之而来。这似乎也是民主,但显然离先贤眼中的“德性”相差十万八千里。或者说,这种民粹主义只学到了民主的程序皮毛,而忽略了其实质与目的——保障一国公民的可持续的幸福生活。


诚如上文所述,当片面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绩效与结果正义的投票民主无可逆转地被政客的自利行为异化为民粹主义后,公民的德性遭到败坏,于是整个社会也开始了衰朽的进程。


受福山和孙立平教授的启发,笔者将“社会衰败”界定为,在一个以“乡愿”粘合的共同体中,国内不同党派、利益集团不仅以福山所观察到的“否决制”为工具争权夺利,为了短期的选票收益而无视长远的国计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过度民主”(福山本人语)的政治生态背景下,其统治精英与国内民众借助选举系统在事实上达成某种默契与合谋——统治者借助该国的全球霸权向全世界人民征收“铸币税”并转嫁危机;通过“剪刀差”等贸易手段合法地对世界各国进行剥削并获得超额利润;当其国内生产“空心化”所导致的实力衰退已无力支持它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继续护持霸权时,通过推出区域性自贸协定排斥他国,从而巩固并延续区域性经济霸权;同时还以精明的移民政策“收割”全球政商学精英为其效力;最后,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拿出一点残羹冷炙以社会福利的方式安抚草根,从而在形式上貌似无比公正合理的“问责”中名正言顺地获得统治合法性。在这个社会中,一部分民众或知情或不知情地也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统治者的某种“同谋”——他们似乎已无其先辈那开拓进取、产业革新的锐气,不过如尼尔·波兹曼所嘲弄的那样,在沙发薯片肥皂剧的浓汤里“娱乐至死”。


诚如孔子所言“乡愿,德之贼也”,这种体系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谭复生倘若复生,亦必斥之曰“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民主”。而从工具理性角度看,它貌似严丝合缝、稳定持久的表象也遮盖不住由其内在制度革新动力之匮乏所决定的脆弱。于是,当外部出现“崛起中国”(rising China)这样一个可能的替代品、全能型竞争者时(而非如冷战时期日本徒有经济优势、苏俄全赖军事实力),美欧社会反应之大、芥蒂之深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既是我们洞察美欧国内社会政治变迁的一把钥匙,也不妨被当作理解当下中美经贸战的时代背景。


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自古希腊以降有关“民主”、“民粹”、“共和”等核心概念,建构出一个有关政权合法性的综合模型,即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必须由其代表性(委托)与先进性(绩效)构成,二者缺一不可。然而,自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被美国的“成功榜样”所全球推广的美式投票民主偏重于代表性之一端,而无法在绩效上对候选人及其上台后的表现进行有效规范,遂导致了一种“乡愿”式的民粹主义的出现——这种由民主到民粹的转化并非由外力所导致,而是由投票民主内在的运作机理所决定,或曰必然之“宿命”、“铁律”。于是我们看到,即便在像美、英这类所谓的“成熟民主国家”里,民粹领袖依然可以大行其道,以虚幻的、不切实际的竞选承诺,或者指认“邪恶他者”的方式从选民中获得选票,从而合法地、合乎程序正义地获得权力;同时其自身作为精英-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可能真正地推进社会改革,以激发活力,故而只能向外转嫁矛盾。美国比希腊等国幸运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超级大国,所以不用像希腊那样恳求欧盟的拯救,而可以通过滥发钞票、设置贸易与技术门槛甚至武力威胁等手段,将国内危机全球化,从而暂时地缓解国内危机。但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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