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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上合组织17年 从中俄互信到泛亚全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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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7
  在经贸领域,“美国优先”同样以单边的、只服务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自由贸易框架之外重构了的基于双边谈判的特朗普经贸模式。美国经济、军事及外交的巨大实力使得该模式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一定挑战。与之相反,中国坚持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制,而日本、韩国也同样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

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12日中国报道杂志社官网。


弹指一挥间,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最初旨在解决边界问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17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扩大了组织的成员国,成为当前世界上涵盖地域最广、拥有人口最多、涉及多个合作领域的跨区域国际组织,同时其自身的功能也在不断丰富、完善。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精神的指引下,今天的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促进各成员国加强合作、凝聚共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政治互信是基础:从中俄合作到“上海五国”机制的诞生


17年来,上合组织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追溯到它的前身——成立于1996年的“上海五国”机制,那么我们也可以说,22年来无论是上合组织还是五国机制,它们对中俄关系与经贸合作的推动作用,首先就表现在提升了两国的政治互信。


中俄有数百年的交往史,其中既有和平友谊、互通有无,也有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关系如何实现“历史的跨越”,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互信,成为两国政府首脑必须直面的问题。没有政治互信,经贸上的合作也很难开展。


17年前,中俄两国的政治互信建设是从边界谈判开始的。两国的政府及专业人员秉承公正与相互谅解的精神,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两国多年积累下来的边界问题,同时也各自做好本国国内的解释工作,是新边界条款的国际国内合法性得到有效保障。


不仅如此,中俄两国在边界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工作经验与方法,逐渐在上合组织内部形成范式,影响、指导其他国家之间以公平、和平、友好协商的手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中俄在“上海五国”中通过相互协商实现共同领导的互动方式一直延续到上合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江泽民主席在北京签署了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次日,“上海五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奠定了五国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一方面,上合组织的成立离不开中俄两国的大力推动与战略协作;另一方面,上合组织筹划、建设的过程,本身也见证、参与了中俄重塑友谊、提升互信的历史性进程。


上合组织成立后,更是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上合组织是一个所有成员国无论领土大小、人口多寡、实力强弱,一律平等的新型国际组织。但与此同时,中俄在其中也理所当然、不负众望地勇敢地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努力为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这些公共物品中,最基础、最首要的莫过于安全与稳定。


经济合作是重点:“上海五国”机制的诞生


上合组织自成立近20年来,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在历史遗留的边界等问题上捐弃前嫌,放眼未来,秉持公心,妥善解决。而对中国自身的战略与外交来说,更是功不可没。从日本海到中亚腹地,因为上合组织的存在,中国整个北面、西北面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从而能够使中国在无后顾之忧的有利状态下“放眼向洋”,即腾出手来,将战略重点转向东南沿海,在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与投资以强大经济的同时,又能够拿出足够多的资源充实海防,不断提高人民海军、空军的战略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保卫祖国海疆。纵观历史,但凡大国崛起,最糟糕的窘境就是腹背受敌、四面楚歌,一旦在两个相反的、甚至多个战略方向上同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那么该国就无力自保,至于经济建设也只能服从于“战时安排”。


而当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积累了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后,又将目光重新投向西北,反哺上合组织的其他兄弟国家。这不仅仅是中国履行国际道义的高尚行为,同时也是实现自身的东西部协同发展、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需求。


五国机制于2001年正式升格为上合组织,也就是在同一年,党中央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并非偶然。


在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好政策的激励下,同时也受益于地理优势发展起国际贸易与发达的现代工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与广大中西部地区拉开距离。


为此,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任务,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


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要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中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成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而广大西部地区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广大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共同行动。


如今,在“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引领下,新一轮、更高层次的新西部大开放计划正方兴未艾,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无缝对接。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新全球化的里程碑,那么上合组织在其中就扮演着中国最重要的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引领者的角色。在上合,大国关系在组织框架内得到有效调适,并且通过开展国际合作而不断提高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上合组织通过不断加强成员国、观察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安全协作而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了机制性保障。


今天,17岁的上合组织正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8个成员国坚持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核心精神,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与人文交流四个领域同时发力,在这个“不确定性”愈来愈强的世界里不断释放利好“确定性”,不仅有效保障了组织内成员国的合法权益和发展空间,更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和平与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王鹏    上合组织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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