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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以持久战的心态对外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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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1
  “一带一路”是从无到有、从理念到行动、从高层倡议到分层落实、从双边合作到全球峰会、从一国主张到被写入联合国文件的循序渐进过程,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务实进取、扎实推进的战略信心与定力。目前看来,经过五年,“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制度构建、国际各方合作的“四梁八柱”式基础已搭建完成。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对外传播》2018年第5期。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五年来的进展与经验表明,“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建成。未来“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将极大考验中国对外战略的定力与耐力。这就像是一场新时代下中国与世界互动合作的马拉松,怎么把握跑的节奏感,如何应对沿路的各种内外困扰,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这场超长距离跑的预期。由此,笔者尝试分析“一带一路”五年来中央决策设计与中外合作演化进程,结合赴50多国宣讲与调研的实践经历,谈谈对“一带一路”到底要持续多久的个人看法。


“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梁八柱”式基础已搭建完成


“一带一路”是从无到有、从理念到行动、从高层倡议到分层落实、从双边合作到全球峰会、从一国主张到被写入联合国文件的循序渐进过程,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务实进取、扎实推进的战略信心与定力。目前看来,经过五年,“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制度构建、国际各方合作的“四梁八柱”式基础已搭建完成。


从国内制度构建的过程看,“一带一路”体现了自上而下、由点及面、由顶层设计到递次推进的明显轨迹。2013年9月7日和10月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次将“一带一路”写入中央决策文件,成为“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主要内容。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就“一带一路”提出“抓紧规划建设”。2014年12月29日,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15年2月,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首次公开亮相。接着,31个省份将“一带一路”写入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被视为第一个“一带一路”政府白皮书。此后各部委推出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等多个政策文件。2016年8月17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首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聚焦“五通”,打造四个“丝绸之路”概念,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扎实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的理念。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五次提到“一带一路”。在这份五年一度的党的最高决策文件中,仅有一次是用了“倡议”一词形容“一带一路”,其他四次均用了“建设”或“国际合作”;10月24日,“一带一路”写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用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提法。由此可理解为,中央确认“一带一路”已不再只是“倡议”,而是实实在在的合作与建设进程。经过四年时间,“一带一路”在国内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基本的制度构建工作已完成,为下一步更扎实地推进“一带一路”打下了坚实的国内基础。


从国际各方合作的进程看,“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从一个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快速转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并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的过程。截至2017年底,已累计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累计运行超过7000列,一大批合作项目正在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已成为几乎所有中外双边会谈、多边合作场合必谈的话题,也成为中国外交理念与政策阐释中涉及的内容。此外还有三件大事尤其值得重点阐述。一是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标志着中国以互联互通的理念首次牵头成立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截至2017年底,亚投行成员经过四次扩容已增至84个,超过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61个和亚洲开发银行67个的成员规模,仅两年就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标志着中国倡议在全球层面获得“高信任票”。二是2016年11月17日,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第A/71/9号决议,首次将“一带一路”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此后,“一带一路”还多次被写入了其他多项重大的联合国决议中,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投下“高支持票”。三是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1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国际社会再次用“脚”投票,并在凝聚更多共识、明确合作方向、推动项目落地、完善支撑体系等四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在这些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上百家智库与数十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沟通与合作,尤其是在由中联部牵头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的推动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民间合作机制得以夯实。四年多来的国际合作情况,诚如由笔者所在机构草拟、被称为第二份“一带一路”政府白皮书、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中所说,“共建`一带一路’由规划设计方案变为各方参与的合作行动。……初步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中国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得到广泛的世界认同。


大胆设想,“一带一路”在2049年完成


笔者近几年曾在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介绍过“一带一路”,常常会听到各种冷热不一的反应与询问。但随着“一带一路”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与党章后,笔者更有底气地对外阐述:“一带一路”已从国家倡议、政府规划、政策行动拓展成了党的意志,在中国几乎只有基本国策才有这样的战略重要性。那些质疑“一带一路”诚意的说法,是有违事实的。但外界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增多,即“一带一路”到底要搞多久呢?


这让笔者想起2014年6月28日所在机构在北京举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未来:12国智库论坛”。当时笔者代表课题组发布了题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愿景与路径》的智库研究报告。该报告汇集了9家知名研究机构、20位专家的集体智慧,大胆地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了一个时间跨度为35年的三步走战略,并提出在2049年初步建成的设想。该报告也是国内最早对建成“一带一路”给出时间预估的智库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从当时起到2016年为战略动员阶段,主要分为国内动员和国际动员。从2016年到2021年为战略规划期。在先前基础上成立跨国协调小组,厘清各项合作机制的标准与拓展施行范围,共同推进机制协调与仲裁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一体化政策、货币金融合作及文化交流和人力建设等进程,争取到2021年能够搭建起基本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部治理框架。报告还将2021年到2049年划定为战略施行期,具体落实实施相关的建设。


论坛内容在当年10月汇集出版了《欧亚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蓝皮书2014-2015》,书中收录了报告发表后记者关于“一带一路”完成时间的采访。当时笔者答道:2049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实现的标志性年份。“一带一路”不能无限期,应在这一年完成,表达了中国的决心和诚意。研究报告发布后,多位知名学者也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30多年漫长进程的类似观点。目前看来,该报告提到的国际协调机制、讨论平台等均具有一定的前瞻意义,对参照后几年的“一带一路”进程仍有许多参考价值。


“一带一路”持续度取决于三个方面


一是取决于中国国内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国对外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绩着迷,这使得“一带一路”释放的互联互通思想成为他国发展道路的重要选项。然而,我们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性和困难度有战略认识。一国崛起之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近现代史中,有的甚至在接近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成功的前夜遭遇了重大挫败。这些历史教训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增值产品。当前是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刻,依照十九大报告中所论述的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带一路”对外释放的各类国际合作倡议将更具有说服力与可行性。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持续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同步。


二是取决于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战略互信程度。不同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努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目前看来,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沙特阿拉伯“西部规划”、蒙古国“草原之路”、欧盟“欧洲投资计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波兰“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土耳其“中间走廊”倡议、塞尔维亚“再工业化”战略、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亚欧互联互通合作、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相关双边与多国合作的进展较快。然而,像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习惯用地缘政治思维来认识中国主张,难免使“一带一路”遇到波折与反复。不过近年来,美国、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所缓和,印度也愿意在互联互通的框架下与中国谈合作。可见,中国愿意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动实施,但“一带一路”建设时长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三是取决于不同国家具体项目的不同进展程度。“一带一路”所提供的“五通”需要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些本身都与各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效果密不可分。而沿线国家资源程度不一、成本高低各异、资本风险有别,产能消化与结构转型需要时间、政府权威度也不一样。根据笔者调研50多国的实践经验看,“一带一路”项目在有的国家进展缓慢,而在有的国家进展快速,如巴基斯坦、柬埔寨等都可视为是“一带一路”的旗舰标杆;有的国家项目遇到了反复与挫折,有的国家项目相对顺畅,如肯尼亚的蒙内铁路(蒙巴萨港-内罗毕)是该国100年来的第一条现代铁路,极大地造福于当地;在莫斯科由中国公司全资运营的格林武德商贸园已有来自14个国家的300家企业入驻;埃及苏伊士运河河口的中埃泰达工业园在沙漠中呈现出了1万多人的小镇规模。可见,“一带一路”在各个国家没有统一完成的时间表,但只要是正在往前推进,迟早都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是急不得的。如果以持久战的长远心态看待“一带一路”建设,许多风险、波折、困难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


以持久战的心态看待“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具有深远国际、国内影响的长远重大战略,所面临的不仅有机遇还有挑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进行长远布局,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安排与规划。为促进未来“一带一路”更有效地实施,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在宏观政策上,需对“一带一路”保持战略耐心与毅力,着力提升公共产品质量。“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讲求双赢和多赢的国际公共产品,但也是长期工程,中国要有战略耐心,通过长期建设展现其优势,消除内在与外在疑虑。这包括:我们需要高度审慎地吸纳外部有效力量,谨慎考虑吸纳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与挑战,扩充整体战略的国际影响力。另外,我们还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等国际开发组织的对接,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贸易流动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供应,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相关投资与贸易中的使用。


在政府执行中,需要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进行长远布局,规范参与各方竞争行为。中国已经承诺在自2017年5月以后的未来5年为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来华研修培训名额,派遣50名高级经贸专家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和政策咨询服务。而在此之外,政府也应当着力培养本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足够了解的人才,避免政策落地环节中的误解与矛盾。加强沿线智库交流也有助于缩小各国领导层和智力人才认知上的偏见。此外,政府应当着力规范赴境外投资建设企业之间、各地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行为,统筹规划各地区利益、保障竞争规则的有效执行。


在企业探索上,应当大胆增进对沿线国家的了解,造福投资地区。企业需要积极探索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与投资合作;在实践中应当避免采用恶性竞争手段,避免损害本国企业利益和“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成效。面对可能的安全与政局风险,企业必须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同时还需要加强对赴沿线国家人员的培训,减少与当地民众的矛盾。此外,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中国企业都应当努力扎根当地,正视当地民众诉求,为本地社群做出贡献,从而为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基础。


总之,诚如笔者在《50国归来看“一带一路”》一文所讲的,“一带一路”已绑定“中国”品牌,与美欧等国每四年换一届就会全盘推翻过去的政策主张截然不同。“一带一路”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的关键期。作为一种精神、理念与实践,“一带一路”是对过去500年大国崛起“追求独大”的历史规律的修正,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零和博弈”理论的总结更新,也是对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冲突惯性的扭转。


在这一背景下,讲清“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重塑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角色与位置的故事,讲清“一带一路”从内到外全方位地改变中国经济的故事,显得越来越重要。(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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