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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

研究领域: 公司治理  经理人薪酬  法与金融  公司财务  

E-mail:zhengzhigang@ruc.edu.cn

简 介

  经济学博士(北大光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金融系主任。兼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证券市场导报》等期刊特约编委、盘古智库等机构学术委员以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研究领域包括公司治理、经理人薪酬设计以及国企改革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支持计划,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等奖项和荣誉。

在2018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其中提到,我国未来将“允许同股不同权”,支持尚未盈利的创新型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我们希望,上交所能以这次科创板的推出为契机,积极开展降低盈利门槛和允许发行AB股等基础上市制度变革。上述变革显然比推出CDR基础得多,当然也重要得多。

弗里德曼曾有一个十分形象的说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率;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率不讲节约;而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则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我们看到,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政府产业政策制定成为“花别人钱办别人事”的另一个典型。

由于目前无法从新近宣布控制权转移的公司中获得包括董事会组织和高管任免等信息,绩效改变更是无从观察,在我们接下来所做的简单统计分析中,我们仅仅选择了从2015年到2017年底所有控制权由民资变更为国资的上市公司。之所以选择从2015年开始,是因为从该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低于代表“一票否决”相对控制权的33.3%,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分散股权时代。

最近,很多媒体都报道了2018年初以来看似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掀起的所谓“国企并购潮”。例如,按照《经济观察报》题为“上市公司频发控制权转移”的报道(2018-09-15),截至9月12日,沪深两市已公示73起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公告。其中有29起属于国资企业收购控股权的买壳行为。不少收购方是各地方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或是国资委,其中,仅深圳国资委就涉及战略入股四家上市公司。

回顾很多企业在传承中出现问题,往往是由于对基于创始人的历史贡献形成的权威文化的处置不当。权威文化对企业的发展和传承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企业稳定发展的稳定器,又可能为企业未来发展留下隐患。我们看到,即使合伙人制度使阿里形成“事前组建管理团队”和“公司治理机制前置”等优势,但如果创始人恋栈,错过最佳的接班时机同样会触发权威文化的负面效应。

近期发生的民资控制权转为国资现象事实上只不过是上述趋势下的反映。如果我们非要按照控股股东的性质来考察控制权转移,回顾中国资本市场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借助二级市场进行控制权转移的既有从国企到民企,又有从民企到国企,当然还有从民企到民企,从国企到国企。只不过一段时期国企变为民企的多一些,而在另一段时期,民企变为国企的多一些。

今年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十周年。美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探究反思什么因素导致金融风暴发生的热潮。如果说2008年中国金融危机仅仅是由于美国感冒引起了我们的一阵喷嚏,而2015年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千股跌停的股灾,时隔三年多的2018我国资本市场再次经历了千股跌停的新股灾。那么,中国学术界应如何反思我国资本市场短短三年时间内就发生两场“金融风暴”呢?

BATJ对不同产业领域撒网式投资布局,同样是引起人们对新经济企业“既爱又恨”复杂情感另外一个理由。马云中午点外卖,一不小心把“饿了么”购入旗下,阿里55亿战略投资居然之家,最近则是阿里及其关联方150亿入股分众传媒;腾讯则入股“男人的衣柜”海澜之家;BATJ等同时参与被称为“国企混改样本”的中国联通混改,进军通讯等基础设施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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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著

  • 《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

    本书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需要,从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国家战略需要,从贸易畅通需要、地方发展需要、国际贸易平衡需要、理论研究需要等方面出发,围绕“一带一路”长期规划,在充分借鉴吸收国际贸易及城市竞争力等领域的理论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人大重阳‘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并选取国内外沿线城市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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