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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

研究领域: 国际关系  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  

E-mail:rdcy-info@ruc.edu.cn

简 介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在多年的工作中,他的足迹遍及欧亚非30多个国家,撰写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产生了广泛影响。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他是首先进入现场的中国记者之一,参与采写的“9·11”事件的报道荣获2001年中国国际新闻一等奖。在纽约常驻期间,丁刚还采写了许多有关美国政治、社会和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

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住房和公共设施,这些需要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重新分配的领域,瑞典都有严格的法律,确保高度的公平性和透明性。这些年来,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一次分配虽然出现了差距拉大的趋势,但在社会福利这样的二次分配领域,公平的根基始终未被动摇。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收上来的钱用好了,用得公平、透明,用得让老百姓满意,真正为老百姓谋了福利,反过来就会促进公民的自觉纳税。

社民党将住房视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一是限制了资本力量对住房这一涉及公民生活水平领域的“肆意侵入”和控制。二是遵守公平原则,守住瑞典模式分配体制的底线。三是确保了实体经济的支柱作用。

“先生,您好,能和我们合个影吗?”在印度旅游的几天里,我常常会碰到要求和我这个中国老头合影的年轻人。他们拿着看上去挺新的手机,笑意中有着满满的阳光。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他们使用的手机,有很多是VIVO、OPPO和小米,这些中国品牌进入印度没有多久,所以这些年轻人手里拿的很可能是他们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印度铁路是英国人的骄傲,也是他们认识印度的一个坐标。印度铁路的基本网络由英国殖民者设计规划和指导建造,体现了由英国推动的那一轮全球化的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印度的财富,包括印度人创造的和南亚次大陆自然生成的,就是通过这条铁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英国。然而,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立了铁路网,没有为印度人带来实现现代工业的精神。

这四位学者虽师从同一个教授,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建树。缪尔达尔教授是社民党内的重要人物,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曾担任过政府经济顾问和商业部长;约斯塔·巴格教授是保守党的领导成员,专门研究失业问题,在政府的失业委员会中任职;贝梯尔·俄林教授是青年自由党的主席,也是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后来也成为教授的尼尔斯·乌林是农民党党员,担任了海关负责人。

一些印度教极端人士认为泰姬陵不算印度的,甚至称之为“印度文化的一个污点”。印度著名学者沙什•塔罗尔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让印度教极端分子一直感到耻辱的是,一位穆斯林皇帝建造的纪念碑竟然被视为这个印度教徒占多数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但问题是如今这帮人不再属于边缘群体;其成员现在在北方邦执政,其背后推手更在德里领导着全国政府。”

在印度文明形成的历史中,曾有过对教育的看重,但那主要是宗教的教育。殖民时期的印度教育体制总体上是为殖民者服务的,英语教育也首先是从精英和高种姓开始的,它并没有解决穷人愿意上学并上得起学的问题,更没有完全打通低层人群通过教育上升的通道。即使是在独立后印度实行了对低种姓和少数民族的配额制,也依然是一种类似于“恩赐”与“照顾”的体制,并造成了权力的滥用。

印度作家萨克图•梅赫达Suketu Mehta断言“恐怖分子因为财富而袭击了我的城市孟买”。他的文章一针见血:“印度的穆斯林比巴基斯坦还多。但穆斯林比其他印度人更穷,教育程度也更低。城市穆斯林的贫困率为38% ——远高于任何其他人群,包括较低的种姓。2002年在孟买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大屠杀令许多穆斯林认为,如果国家不能或不会保护他们,他们就必须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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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著

  • 《2016:G20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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