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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升

研究领域: 金融制裁  宏观经济  

E-mail:rdcy-info@ruc.edu.cn

简 介

  前第一财经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小组成员。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任职财经媒体行业10余年。著有《大分化: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涨潮到退潮》等书。

徐以升表示,对于一个普通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本币信用的货币发行是有外部汇率约束的,中国货币发行机制的框架转型,未来也会越来越碰触到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的外部约束。徐以升认为,从当前近期来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意味着我们将继续处于货币边际偏紧的状况。

从美国来看,美国这个框架下的利润输入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1971-2013,这个层面的输入占到美国GDP的22.7%,我理解这一点是美国美元作为国际体系的占优货币给美国经济体带来的好处。中国就是一个相反的逻辑,对外资产收益低、对外负债成本高,虽然是净债权国,但却是这个层面的净输出的。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通告中央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于2014年1月正式成立,习近平任主席。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在这其中,经济安全被置于特别高和重要的位置。而正如金融是当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实际上是经济安全的核心。充分认识当今全球不对称的金融权力,则是评估自身金融安全的前提。

编者按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1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文称,中国应建立金融处罚限制制度,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和制裁。到底什么是金融制裁?美国是怎样实行金融制裁的?请看以下2015年初出版的人大重阳金融书系之《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徐以升、马鑫著)一书的浓缩版。

信用货币时代,与商品货币时代的不同,是中央银行调控能力的延伸。在1971年全球货币体系跟随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中央银行就具备了调控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的能力。其调控链条是央行调控货币,货币调控金融体系,金融体系调控实体经济。这一逻辑不是经济决定金融,而是金融决定经济。

为了更好地确定和引导中期政策利率,央行正在创设一种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全称初译为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从PSL的定义、期限来看,和再贷款非常类似,或将逐步取代再贷款。推出PSL的目标,是央行试图借PSL的利率水平,打造出一个中期政策利率。

地方债务其实扭曲了整个中国的融资体系。由于地方政府对整个资金市场的虹吸效应,把大量的金融体系的效应都吸到里面。所以国有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融资可获得性比较强,利率相对比较低。而民营部门可获得性很差,成本比较高,两者具有本质的分化和区别。这是民营部门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产生这样的客观效果,原因在于大量的资源都配置到政府部门。

美联储选择性成为全球部分经济体的最后贷款人,这加剧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分化。日本加入该体系,等于日本在东亚地区货币金融领域的单边扩张得到了美元的担保。我国已经启动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将受到美元和日元体系的双重挤压。亟需采取针对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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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著

  • 《2016:G20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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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访谈

徐以升:金融制裁与总体安全观

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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