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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伟林

研究领域: 国际关系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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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研究学会会员(院士)。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

柯伟林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大飞跃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政策的改变。邓小平相信实验精神,相信结果,思想不保守。他认为,只要给人民机会,人民就可以创造财富。他相信社会主义是终极目标,但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方法有很多。他相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认为美国在没有加入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这个决定上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其实没有理由不加入亚投行,特别是世界上很多地方还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而世界银行又不能完成所有的职责的时候,能有另外一个国际性组织和“一代一路”计划能够关注基础设施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情。

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柯伟林教授(William C. Kirby)作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论坛,以“‘和平崛起’的中国能领导世界吗”为题发表演讲。柯伟林指出,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基础设施、创业和教育这三个支撑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发展都非常迅速。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柯伟林发表文章称,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以日本胜利、中国失败而告终。中日在甲午战争中的结局不同,并不在于清朝不够成功。实际上在19世纪末,因为实施军事现代化,清朝的军事实力比19世纪初增长了很多;不过与此同时,日本方面的军事实力增加更快。因此,问题不在于清朝实力的衰弱,而在于日本实力的强大。这也是中国现代化提倡者梁启超寻求向日本学习的东西。孙中山、蒋介石他们都认为日本是中国的榜样。

在讨论“中国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世界的领袖”这个话题之前,柯伟林先回顾了历史。他提到了孙中山,在孙中山那本著名的《建国方略》中,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实业计划”——他要修建由106条线路组成的七大铁路系统,总长77850英里(约48300公里),北至朝鲜界的安东(今丹东),南至越南界的钦州,甚至还要通到台湾,“不知道我的校友马英九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柯伟林打趣道。

中国人曾发明了火药、指南针、水车;纸币、票号、公务员与科举制度这些极具创造性的金融与教育体系也诞生于中国。一直到19 世纪初, 中国相比欧洲经济体更为开放, 更加市场化导向。然而今天, 大多数人都认为, 西方才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发源地, 中国只能培养出死记硬背、墨守成规的书呆子。在那里, 人们虽然努力研发, 却极少产生突破性的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新一届领导人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改革自信,尤其在解决内需、惩治腐败等问题上作出很多努力和尝试。柯伟林希望,目前的中国改革除了自上而下、党内展开整风和调查之余,能够更深层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建立更公开透明的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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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著

  • 《2016:G20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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