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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喆:中国的社保费率算不算高,如何切实为企业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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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3
  我国社保费率确实偏高,尤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中,企业所承受的负担相当大。企业的竞争力决定其发展甚至生存,而为职工缴纳的社保费用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保费率的高低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产品的竞争力有直接影响。

作者万喆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12日澎湃新闻。


最近包括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内,都一直在呼吁支持企业降税降费。那么,坊间感觉如何?企业负担减轻了吗?不妨从社保改革看看企业的“烦恼”。


社保费率高不高


社保征收改制,究竟是不是好,究竟怎么是最好?是广大企业和居民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保费率较高一直让各界关注。总体而言,在我国的社会保险缴纳项目中,企业所负担的养老缴费比例为20%,五项保险的和所占社会保险比重为约30%。无论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单项费率还是多项保险费率总和,中国雇主承担的缴费水平是偏高的,远远高于美国、日韩和东南亚各国,甚至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与我们费率接近的是瑞典等高福利国家。


此种状况由来已久。


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的4.6倍。


从缴费比例上看,企业所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大概是个人缴纳的2.7倍,2017年全国各省社保费率均值38.8%,单位和个人缴纳的费率均值分别为28.4%和10.4%。


因此,我国社保费率确实偏高,尤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中,企业所承受的负担相当大。企业的竞争力决定其发展甚至生存,而为职工缴纳的社保费用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保费率的高低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产品的竞争力有直接影响。


社保费率对企业的影响大不大


对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雇主所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率增加,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相应下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能够快速成长,与劳动力成本较低有着很大的关系。所谓较早时期的“外需拉动”“世界工厂”等,即是以广东、浙江等地为首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利用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生产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行销海外。而这些企业的利润率普遍比较低。据测算,以纺织行业为例,社保缴费前和缴费后的利润率分别是4.42%和3.42%,这意味着社保缴费大约能占企业净利润的29%左右。


当下,虽然我国经济增速仍然较快,且不断推进转型升级,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在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份额。有些行业整体濒临亏损。尤其是经济中吸收就业、创造活力的主力--民营和小微企业,遇到的困难最大。


南京财经大学对江苏小微企业的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到,当前,企业整体效益较差。2015年被调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只有1.9%,而薪酬上升快,超过劳动生产率增幅近40%,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升。而且,对于小微企业而言,用工成本占总成本比的压力比大型企业高得多。大中型企业用工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5%-6%,小微企业是它们的三倍,大概为16.2%。其社保缴费压力也更大,根据南京人社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的用工成本调查,2014年小微企业社保缴费占用工成本达到20.4%,分别比大中型企业高出6.8和3.9个百分点。


因此,社保缴费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形成相当压力,对小微企业尤其重。


为什么这么高?


中国的社保费率为何如此之高?或许有不得不说的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的养老保险结构单一。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基本养老保险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美国,社会保险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大概各占雇员退休后收入的1/3左右。中国居民退休后的收入却主要来自基本养老保险。因此,就强制性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费率看,中国的社保费率偏高。


第二,养老金支付缺口大。由于经济转轨等历史原因,我国社保基金缺口较大。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老龄化趋势加重,尤其是当前已经迎来了上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导致的女性退休高峰,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严峻考验。2015年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亏空”逾3000亿元,比2014年“亏空”翻倍。有些测算指出,2020年后,全国养老金将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与此同时,实际费率与法定费率严重偏离,如此高的缴费率,养老金替代率却不高,且持续走低。我国28%左右的养老保险费率应该对应的是87%左右的养老金替代率,但实际替代率从1997年的76%下降到现在40%左右,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企业缴费的基数远远低于实际的工资总额。


第三,收纳税费效率低。在发达国家,雇员收入规范化程度高,社会保险税费的收纳效率较高。而我国征缴机构和模式都有很多不规范之处,征收效率有不小问题。一方面,征收主体不统一,税务机关、社会保险部门各有征收权。另一方面,实行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省市没有全部做到“五险统征”,省市区内外征缴方式、内容、标准等差异都较大。因此,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近几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和工资总额占比情况来看,其比例一直都低于28%,2008-2014年七年间平均数据不足法定的80%。


不足,只能提高费率弥补不足。


其中“怪事”


这就产生了一个“怪圈”。社保缺口大,就要多征缴,征缴得多使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就想方设法规避、降低社保税费缴纳,征缴效率低就只能提高税费率,企业进一步逃避,社保缺口进一步加大。周而复始。


2018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统计,超过七成的企业未按照职工工资实际核定社保缴费基数缴费,其中31.7%的企业统一按最低基数下限参保。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仅占27%。


与此同时,所有受访企业中,有53%的企业人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超过30%;其中,有16.27%的受访企业人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高达50%以上。尽管社保费率下降多次,但“成本过高”长期稳居企业社保难题之首。


而且这还引发了另一个更“怪”的状况。那就是现在全国热议不已的问题,税率降了,企业没有感受到,财税收入增加了,企业觉得更难了。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我们从性质来区分,分别看看外企、国企和民企,会发现,总体而言,外企与大部分国企基本上缴费都比较规范,缴费基数认定一般都是按照国家规定要求。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过去正是社保缴费“不规范”的“重灾区”。


如果我们从地域来分,分别看东部和西部,会发现,有研究表明,降低费率对东部企业利好较多,对西部企业影响较小。因为东部征缴规范度更高。


由此可以发现,越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不发达地区企业,其过去实际缴费率越可能并没有名义费率那么高。如果加强对缴费基数的监管和稽核力度,即使名义税费率有所降低,但很多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可能会大幅攀升,以至于成本大幅攀升,侵蚀利润,影响经营。而且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成为“规范”下的“重灾区”。


这就是为什么,税率降了一点,征缴力度加大,财税收入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多了,企业不但不高兴反而很恐慌。


天下无“怪”事,只是需了解


其实天下往往没有什么“怪”事,只是不了解。


降费率,为什么不高兴?规范征收,有什么不对?看起来都是好问题,不考虑实际情况就不可能解决。考虑了“怪事”发生的实际情况,或者就可以拿出一些办法来。


制定科学的税费率首当其冲。有人主张,企业觉得负担加重,是因为过去它们没有依法合规,是纠正它们的错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没错。但也要看到,税费率过高有征缴效率低的原因,由不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费率高可见一斑。一些研究指出,我国企业社保费率应低于22%才能维持企业的竞争力。要解开这种恶性循环“怪圈”,除了加强征缴规范化,必须将税率降到合理区间。此外,尽管要为历史、现实的一系列问题“买单”是不可回避的,但应当从长计议,“放水养鱼”搞活经济加大征缴基础,而非“涸泽而渔”扩大征缴数额。


此外,政策推进也需循序渐进。其实,我国现有“困境”并不独特。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保制度的国家之一,其也经历过此阶段。1925年,英国政府决定将原有的非缴税年金计划改为缴税年金计划,产生了社会保险税。那时,他们也同样国内社保资金严重短缺,社保管理不统一,民众积极性不高。因此,最初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很少,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社会保障税基和税率,才找到了在国内社会保障体制下的税负相对平衡点,逐步建立起了成熟的公共财政模式。或可以作为借鉴。


而且,需要支持创新,扩大减免。从长期来看,不可避免的现实和根本性解决办法都是,中国的经济、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解决之道,是进行技术和管理升级,从而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产品和企业利润。社会保险会捉襟见肘的解决之道,是丰富保险层次和结构,建立起基本养老和企业年金、商业保险等共同为支柱的社会保险体系。这种转型升级,不会一蹴而就,也需要财政发力,从社保和各种税费上予以减免、优惠以引导、促进。可以说,从长期看,对企业税费的减免优惠不是单向的“给予”,而会是双向的“互惠”。


后记


社保“费改税”等,无疑在征缴效率上有了极大提高。


但是,征收管理的高效性,不仅体现在其强制性和执行力,也应体现在社会公平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上。


单方对社会保障大包大揽,或者难以负重,是真的。但希望社会共同承担,就要也清楚,必须把手中的权力和收益也相应的赋予社会各界。


用更多的耐心,把着眼点更多放在“市场”上,更深刻了解社会需求,改变互相“加压-逃避-再加压”的管理关系,而进入共同富裕共担责任的公共管理模式,才是更好的选择。(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社保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万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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