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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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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30
  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升级甚至更为迫切,只不过文化迟滞性和思想惰性使得这种迫切性被掩蔽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令世界各国备受尊敬、刮目相看的国家,是很多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目的地,但是很多国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关照”中国,中国好像处处不符合“标准答案”。

作者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本文为《世界政治研究》发刊词,刊于527日观察者网。

 

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升级甚至更为迫切,只不过文化迟滞性和思想惰性使得这种迫切性被掩蔽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令世界各国备受尊敬、刮目相看的国家,是很多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目的地,但是很多国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关照”中国,中国好像处处不符合“标准答案”。

 

应该认识到,来自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准答案”是一种阶段性历史。改革开放对谁开放?当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不仅要吸纳西方人的投资,还要学习人家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乃至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作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国际政治学,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著名的阶级论、帝国主义论被边缘化,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简称“三大范式”)则无处不在。

 

了解并理解西方知识体系是重要的,否则就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无法和人家对话。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从比较政治学中的研究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转型学范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都是为既定的西方国内政治结构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学术范式的形式而维护着西方的国家利益,中国人按照这一套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去研究中国政治、中国的对外关系,事实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强化着他人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来自西方知识体系的世界政治学科(包括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大战略需要。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下半程”的判断同样适应于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科建设。如果说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面对西方,现在,中国的大战略突然转向非西方国家,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所代表的中国国家战略的新布局。“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学科中的显学中的显学,但是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理解多少呢?在中国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学界,无论是研究非洲问题的还是研究东南亚政治的,出国留学或者进修的目的地基本上都是美国欧洲,这种现象意味着还是在学习和研究欧美,而不是研究非西方国家,以致于我们的世界政治学科面临着严重的知识短缺。

 


学界对于“雅万高铁”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工并没有多少研究。这个大案例意味着,对于印尼这样的巨型国家,我们的知识尚且如此匮乏,对于非洲、南亚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我们的知识积累决不会好到哪去,而非西方国家已经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不同于文史哲这样的人文学科,世界政治这样的社会科学学科必须服务于重大现实战略,这是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反之,其学科发展也是国家战略带动起来的,没有国家战略的需要,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这些学科,因此知识滞后也属于正常现象。二战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以及发展理论的诞生(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均是由美国战略需要带动起来的。上个世纪60年代后,美国年轻学者纷纷走向非洲,进入近邻拉丁美洲,前往亚洲,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非西方社会研究,并试图去改造非西方国家。

 

国家战略需要和学科性质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科关注的焦点应该有一个大转身。一方面,“存量”知识依然是重要的,因为欧美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知识“增量”,即对非西方国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如我们有很多美国、欧洲、日本问题专家一样,中国需要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辨识国别专家的基本标准是,第一要熟悉当地语言,第二在当地有学术界或者政界的朋友,第三当重大事情发生后能迅速根据专业的国别知识做出判断。就此而言,诺大个中国,到底有多少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要做到这些,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过语言关,需要更多的人学习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这就需要课程调整,增加本学科学生的小语种教学。其次,调整留学政策,不能资助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学生前往欧美发达国家,需要亲自到研究对象国去体验、去生活;同时,也相应地需要增加去非西方国家留学的待遇,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曾经采取过的政策。即使政策层面到位了,中国年轻人还需要一点奉献精神和冒险精神,到非西方国家无疑比去西方发达国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研究非西方国家不但是一种知识转型,更将是我国世界政治学科的升级。中国是非西方国家的典型,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对外关系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不管用,比如怎么能用国强必霸的民族国家理论如现实主义理论来诠释一个奉行“天下观”的文明型中国呢?同样,“修昔底德陷阱”针对的是城邦政治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用来分析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呢?以研究古巴导弹危机出名的哈佛大学教授阿里森(Graham Allison)认为中美之间难逃“修昔底德陷阱”,他对中国文明有多少理解?哈佛教授们只关心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多少理解?或者说他们愿意理解吗?理解中国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而研究不同于儒家文明的其他文明的非西方国家,势必会给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更多的挑战。

 

我们熟悉的关于发达国家的知识依然重要,但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知识更加渴求。就研究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学科而言,研究重镇无疑在北大、人大、复旦三大国际关系学院;然而,就研究非西方国家而言,其他大学利用自己的地利优势,已经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使得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也意味着,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如果不能适时地提供基于非西方国家研究的新知识,如果不能将国际关系研究提升为世界政治学科,其优势地位将会被大大地削减。

 

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别创办了旨在推动学科升级的学术平台——《世界政治研究》,其前身是2013年创刊的《比较政治评论》。既然称之为“世界政治研究”,在研究对象或者知识来源上,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西方,而应该是世界、尤其是包括中国的非西方国家研究,而且西方研究也应该是一个“新西方”;其次,在研究路径上,世界政治研究至少是国际关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一种高度融合,没有这种融合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基于这两点的“世界政治研究”,应该是知识增长点,也是未来几十年内学术竞争的新场域。

 

据说,国际问题类的学术刊物已经多达七十种左右,要在如此饱和的状态下生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办好这份出版物不但有赖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国乃至国外同行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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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杨光斌  大国外交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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