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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甬军: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理论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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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30
  针对中美此次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趋势,中美两国社会各界从不同的视角产生了热烈而多元的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他们的辩证讨论对于当下中美摩擦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中美两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又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旦发生贸易战争,其对于两国的互损程度和对于世界的波及广度与深度将是不可估量的。解决贸易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理性对待双边贸易诉求,回到谈判桌前,通过谈判探讨合理的、对于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关税等政策。

作者陈甬军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29日“经济大厦”微信公众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2018513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表态,将帮助中兴通讯恢复运营,并称已指示美国商务部“尽快完成”相关工作,这让此前因美国销售禁令备受打击的中兴通讯命运得到反转。此项表态,标志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新阶段。从经济学理论的高度来考察贸易争端,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分析判断中美此次贸易摩擦。


一、 中美贸易摩擦概况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从中美建交之初的1979年至2017年的近四十年间,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从约25.4亿美元增长至58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232倍。如今,中美已经互为第一贸易伙伴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高度互补、相互依存,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广泛的研究表明中美两国的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也起到了“压舱石”与“动力源”的作用。


即便如此,近年来美国围绕着人民币汇率、贸易失衡等问题所挑起的摩擦从未停止,且有不断升温的趋势。终于,2017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审查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做法的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一场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就此拉开了序幕。紧接着,2018年初,美国根据所谓“232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有损国内产业、威胁国家安全,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但在232措施实施时却有区别地暂时豁免了欧盟等经济体,对中国的针对性表现尤为明显;近日,美国更是又挥舞“301调查”大棒、大行贸易保护之道,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开具大规模加征关税清单,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同时美国大搞技术冷战,对中国部分行业实行科技禁运,限制中兴等高科技公司正常的贸易采购。作为回应,中国也迅速公布了对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等行业相关商品加征关税措施。

针对近期中美贸易战的产生及其发展趋势,中美两国社会各界从不同的视角产生了热烈而多元的讨论。各界普遍认为,贸易战的表象诱发原因为中美两国贸易长期形成的贸易不平衡格局,而其深层诱发原因是伴随中国复兴过程而发生深刻调整的全球分工与利益分配格局;从长期来看,贸易战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反而必将给中美双方经济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将极大程度地影响仍在金融危机深度震荡中徘徊的世界经济,甚至将会直接导致世界经济的“大萧条”。

二、从经济学理论视角看中美贸易摩擦


(一)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观点看中美贸易摩擦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重商主义理论在经济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该理论强调货币重要性,认为为了获得更多财富,必须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特别是制成品进口,鼓励出口。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自由贸易理论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并成为指导国际经济发展、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思想。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国之间应该相互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从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互利共赢”。此后,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发展了斯密的构想,提出了自由贸易中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基石,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两国的贸易条件不需要那么“绝对”,他指出两国贸易的基础是生产率的相对差异,只要各国内部的两产品劳动生产率不同,国家间就存在贸易可能性,每个国家可以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从而可以实现对两国均有利的国际分工,使得两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扩大生产能力、增强消费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两本著作都对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有较为深刻的剖析。斯密指出“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国内从事生产这些货物的产业便多少可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独占”,这“对享有独占权的各种产业往往给予很大的鼓励,并往往会使社会在那种情况下有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产转用到这方面来”,而这是将“国家的劳动由较有利的用途改到较不利的用途”。李嘉图则认为这将“迫使资本流入了本不该流入的行业,这就减少了商品的总产量”。李嘉图更是剖析贸易保护虽然使得部分产业被保护起来了,但是消费者和其他制造商将“必须支付额外增加的价款”,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那么,从两人的观点看当前的贸易战,直接层面上,美国提升关税、限制进口,虽然会增加美国税收收入,提升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但是将会抬升国内该商品的一般价格水平,这无疑将增加美国国内相关企业的营收和生产者剩余。这同样会使得消费者在购买该项产品上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价格,不得不减少对产品的需求量,不得不承受由其带来的消费者剩余损失。另一方面这种措施扼杀了美国国内市场的竞争活力和消费者对于产品多样性的需求,它所保护下来的可能是在国际市场上不具竞争力的低质、劣质产品,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诉求、降低了消费者的消费效用。这显然是只注重生产者利益,而忽视消费者福利的行为。间接层面来看,这首先将会提升以被限制产品为中间产品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负担,甚至严重者将要由于中间品供给和生产成本等问题面临破产倒闭等危机。其次,一些在贸易战中被保护起来的相关行业将呈现出“朝阳产业”的假象,虚假的繁荣可能会蒙蔽“看不见的手”,使其在资源配置方面失灵,导致大量的劳动和资本向该行业集聚,损失了这些生产要素在其他行业可能创造的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样的假象也可能引致相当规模“潮涌”现象,为未来生产失序埋下伏笔。


(二)从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看中美贸易摩擦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他们的辩证讨论对于当下中美战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曾自述其走上经济问题研究道路的最初动因就是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他认可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发展生产力和形成现代工业体系的作用,认为“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用暴力方法缩短由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但是从促进社会更大发展、加速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归根结蒂并且在原则上”,马克思还是表示赞成自由贸易的,他指出“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

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用大量详实的案例展示了自己对于两者的态度。恩格斯认为需要视国家发展来确定两者间的制度选择,国家起步阶段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必要的,但是当国家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以后,只有实行自由贸易“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在他看来,前期通过在国内市场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在国外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极力推销自己商品而“成了一切最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的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之后突破对外贸易增长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并且更加巩固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及时实行了自由贸易制度。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像英国那样自如的过渡,保护关税制度“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容易再摆脱了”,它就像“一种无穷的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恩格斯进而指出,当时处于快速发展的德国因为突然实行“最坏的保护关税制度”,培养了大量的托拉斯,杀害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法国则因为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吃了苦头”,保护关税制度愈来愈成为生产方式发展与进步的“绊脚石”,要想改变,就只能是“实行大胆的自由贸易”,把法国工业家“带到同外国对手竞争的新鲜空气中去”;俄国的保护关税制度甚至使俄国政府面临破产的威胁。有意思的是,恩格斯此文的写作背景也即是美国在1888年那个时期,作为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实行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的抉择。恩格斯认为美国在之前的发展初期,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有益于国家发展,但是当时保护关税制度已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已经变成了发展的障碍。美国应该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自由贸易,而且“取消得愈早,对一切人愈好”。他曾预言“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它十年以内将在世界市场上打败英国”。


历史总在长的时间内发生相似,给人借鉴。当下美国早已经实现了恩格斯的预言,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两国早已超过了需要凭借保护关税制度来保护发展的阶段,实行更大力度的自由贸易才是实现更伟大发展、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法宝。面对当前世界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当美国再一次面临着实行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的抉择时,贸然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挑起贸易战争,将会在美国导致严重的托拉斯,这实际是在“保护生产者”,而“防御消费者”。这只会使自己进入“无穷的螺旋”,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如果美国执意发动贸易战争,那么恩格斯对于英国的预言——“当英国工业家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去摧毁日益软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将会在美国身上再次得到验证。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坚持推进深化自由贸易才是实现超越发展的重要方法。所以,以更理性的态度妥善解决分歧,推进双边更大力度自由贸易才是两国处理贸易摩擦的正确方法。


(三)从萨缪尔森观点看中美贸易摩擦


保罗·萨缪尔森是享誉国际的经济学大师,他是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美国在该奖项的第一位得主。从长期的研究经历来看,他无疑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


早在1938年他就用简明的推理论证了贸易均衡使得每个国家在贸易条件下比在自给自足条件下的状况有所改进;关税和限额的取消对贸易双方都有利;自由贸易是可以实现的最优的贸易政策。1977萨缪尔森又和多恩布什、费希尔在李嘉图比较优势框架下进一步指出两国贸易中,当一国的各商品生产率相对于另一国无差别地、成比例地提升时,两国均能够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实际收入。1983年在其著作《充满灵性的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更是坚决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关税和限额是“有害”的,强调自由贸易应该坚持到底。

但是,2004年萨缪尔森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的一篇名为《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图—穆勒模型给出的证明》的文章却似乎对自由贸易产生了质疑。该文通过以两种和三种产品的中美贸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指出:相较于自给自足的情况,中美两国依靠自身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将会提高全球总收入,并提升两国人均实际收入;在两国已经处于自由贸易状态的情况下,当中国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门发生技术进步(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时,世界产出将会提升,美国也将由于这一进步提高实际人均收入,但是中国就有可能要承受人均收入下降的“痛苦”,产生“自我贫困化”现象;最后,当中国原本处于比较劣势的生产部门发生技术进步(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并且足以降低美国在该部门产品的产出时,中国将会当然地受益,而美国将长期遭受实际人均收入的损失,甚至将会被逼回自给自足的状态。


该文一出,一些高呼中美贸易让美国“吃亏”的人将之作为支持美国实行贸易保护、甚至发动贸易战的理论性依据。这其实对于文章的过度解读甚至是有意误读。首先,该文所得出的结论只是在精心挑选的极个别、极特殊的生产率状态上进行的数字实验,并不具备一般性,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程文利和中央财经大学的张定胜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产率提升真的会损害美国吗?萨缪尔森例子的拓展》就沿着与该文同样的思路拓展研究发现,在其他方面条件不发生变化,当中国持续发生进口偏向型技术创新时,中美贸易模式将会发生丰富多样的变化,其中可能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只是阶段性“插曲”,并非“持久”的,当技术进步继续深化到一定程度时,中美两国都将从中获利,也即,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及其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力”将会为双方释放更多的红利。其次,极个别的离散的点并不能描述连续的、动态发展的累积过程,针对特定的生产率状态点的双边利益研究忽视了在过去四十年的过程中已经被理论和现实所验证的,中国的开放、两国的贸易以及中国各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提升已经为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并没有考虑未来两国自由贸易深化带来的累积效应。再次,现实中美国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技术探索,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依然会保持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不断涌现的新的科技创新正在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仅靠文中中美两三个部门的生产率相对演化的简单数例结果就呐喊美国“吃亏”,是夸大了理论结果的现实应用性,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指出的,即使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重要的。最后,萨缪尔森在文中已经特意强调了该文结论“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或不应该引入选择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即使自由贸易世界中随机演化的比较优势会带来正真的伤害,民主国家为自卫而想方设法采取的行动常常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且明确指出“自由贸易实际上可能是对每个国家最好的选择”,“关税是经济动脉硬化的诱因”。


综上,从萨缪尔森国际贸易思想的分析和对2004年一文的辨析,对于中美贸易战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相互更大程度的开放是可以期盼的最好的结果。中国的科技进步、生产率提升总体对于中美双方是有益的,中国在部分领域的科技进步或许会挤压美国在双方市场的份额,但是不谋求技术进步,中国将没有发展。况且美国通过科技研发不断巩固的传统比较优势和创造的新的比较优势同样也在长生更大的收益。从更加全面的视域分析中美产业部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中美双方利益还是处在正向提升的阶段。因此,美国以中国技术进步为借口发动的贸易摩擦,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三、中国应该怎样利用经济学原理处理贸易摩擦


(一)理性对待贸易摩擦,谈判解决贸易问题

杨小凯和张定胜、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拉夫·欧萨、爱荷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翰·科尼比尔等做的大量研究表明,规模迥异的两个国家之间产生贸易摩擦,大国受益小国受损;规模相当的两个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两败俱伤”;大国之间贸易战争不仅会耗尽贸易立得,更会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中美两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发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同时两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旦发生贸易战争,其对于两国的互损程度和对于世界的波及广度与深度将是不可估量的。解决贸易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理性对待双边贸易诉求,回到谈判桌前,通过谈判探讨合理的、对于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关税等政策。


(二)增强学习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增长的方法》中认为,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中真正重要的不是静态比较优势,而是动态比较优势,而动态比较优势关注的最重要的“禀赋”即学习创新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演化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甚至可以颠覆传统的、静态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巨大的“创造性毁灭”效应。现阶段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过程中,美国关注的核心在于部分行业贸易利得的变化,这是一种以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审视动态演化的比较优势的过程的思维逻辑,缺乏了时代前沿性。在未来国际贸易中,中国应该着力于增长学习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用够硬的科学技术把握自己的“命门”,用够强的科学技术更自信地打开大门,用够前沿的科学技术更新走出国门。


(三)推动自由贸易的理论创新,探索自由贸易的实践创新


曾担任过世界贸易组织顾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在其著作《今日自由贸易》中指出“自亚当·斯密以来,多数经济学家都放弃了对自由贸易理念的追求”,而自由贸易理论之所以近些年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贸易保护主义赢得越来越大的呼声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为了捍卫自由贸易理论而去据理力争。”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向世界宣告中国“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近些年中国在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实践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应该及时推动,让科学的理论捍卫自由贸易,并指导自由贸易未来时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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