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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2018 年的国际形势——世界体系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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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6
  概括起来,我认为上述八点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新起点,或可叫作大国战略竞争阶段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包括其他大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大国战略竞争阶段的开始,就是地缘政治重塑的开始,也是全球治理战略规则重构的开始,体现在三个“重”字上:重现、重塑、重构。

编者按:2018年1月31日,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上海市世界史学会联合主办了“2018:国际形势前瞻”学术研讨会。本文为上海社科院前副院长、上海社科院
高端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仁伟作的总结发言,并根据近期形势变化作了修订和补充。刊于《世界知识》2018年第7期。


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趋向,如何看待2018年乃至今后几年的国际形势走向,笔者提出以下几点观察。


第一,2018年中美关系将面临比较严重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是负面的,而非朝向建设性方向。核心不是中美潜在的军事冲突,而是经济对抗,对此,美国是有备而来的。去年底出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无论涉及什么领域的问题,甚至价值观领域,其实都在讲经济问题,都和经济相关。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侵略”已经威胁到美国核心的安全利益。所以中美之间很可能会出现贸易战,不管是大规模、中规模还是小规模。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中美在经贸领域要发生一次真正的贸易战。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有备无患,这样它真打过来时,受冲击的力度才会小一些,才能经得住打击。


第二,就是美国在战略上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为了这个定位,美国会有一系列政策跟进,比如对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交往的各种限制,会出台全面的政策雏形。中美之间一些过去认为比较好沟通的问题,现在都非常难了。当然,这还不叫“修昔底德陷阱”,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气氛被严重地破坏了。本来可以商量、讨论的事,现在门被关上了,四个大机制下面的几十个小机制都被关掉了。这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也会影响地区安全和全球治理。


由此而来,美国现在叫“印太”的地区会发生地缘政治上的结构性变化。具体有两个层面上的变化,一个是我们已经熟知的那些热点,就是朝鲜半岛、台海形势、南海形势,还有一个小“点”是马六甲海峡通道问题。然后就是美日澳印的准联盟,美国要把更多的印太国家拉入这四国联盟。这是一个不那么固定的联盟,他们也叫伙伴,但是这个伙伴有比较多的含义。所以能不能破解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联盟的企图,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战略挑战。不能等到它建完了,我们再想办法把它分解掉,而是要在它们成事之前做工作,因为一旦建成了再作分解,代价就太大了。


第三,俄罗斯同欧洲、同美国的关系进入了调整期,或者说进入了一个“间歇期”。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对手之后,俄罗斯明显地感到轻松了许多。它从叙利亚撤军,也是这个动作的一部分。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美国也有可能会松动一下。实际上这个动作在特朗普上台初期就想搞的,但是因为“通俄门”事件,逼得他不能有所动作。他一定还是会和俄罗斯进行交换,即如果我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松动,你会给美国什么?那就是俄罗斯减少对中国的配合。这是对中国巨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们过去在黄海、日本海甚至东海和俄罗斯进行的联合演习,现在俄罗斯不搞了,或减少了。虽然俄罗斯在经济上对中国有所求,但在安全上能不能还像以前那样配合中国,这是一个问题。美欧俄这个三角和美中俄这个三角,都可能出现调整。


第四,中东形势复杂化。中东形势由于俄罗斯撤出,矛盾发生了变化,成了土耳其同美国的矛盾。土耳其坚决要打掉库尔德独立运动,而美国实际上要建立库尔德国家,由此造成了美国同盟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斗争,这件事比原来大家一起打“伊斯兰国”(IS)要复杂得多。当然,美国还是要朝着推翻阿萨德的方向走。


所以俄罗斯撤出以后,叙利亚的内部斗争加上土耳其和美国的斗争,形成了一种新的中东斗争形势,它是局部战争的形态,不是小打小闹、对恐怖分子的一次性打击。这样会使中东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伊朗、沙特是否会卷进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卷进去,都将是很复杂的问题。以色列已经向中国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希望和中国一起讨论中东问题及地区秩序。如果美国退出,或者减少在中东的责任,以色列感到它的安全是有问题的。所以能不能和中国合作,正在成为以色列在这个地区获得安全的保证之一。但我们怎么跟以色列合作,这个需要认真思考,因为我们有一大批阿拉伯朋友。中东会出现一个大变局,不能小看,这个大变局也会影响欧洲,甚至东亚。


第五,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变化。我认为下一步国际秩序中的核心是国际经济规则之争。美国要改变WTO规则,或者要在WTO范围内对中国进行重新规范。很大程度上世界经济的结构性改变是跟规则的改变连在一起的,相当于是对世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


现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已经向装备制造和电子产品的中高级方向发展了,这就跟美欧日在高端产业链里的低端部分产生明显的竞争。最近美国有人鼓噪说“中国窃取技术”,欧洲、日本也跟着这么指责我们。市场竞争是和规则竞争连在一起的,中国对欧洲、美国、日本的投资都会受其影响。对世界经济的规则之争,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是我们已经接受的规则可能会变,二个是会增加新的规则来限制我们,三是阻止我们参与制定新规则。


第六,关于“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我们是主动方,其他国家是接受方;我们是主导方,其他国家是跟随者。因此,随着一些项目的落地,各种风险和矛盾也会浮出水面。比如利益分配问题、项目主导权问题等,这并不可怕,是从原来的无偿援助模式转变为市场投资所必须经过的阵痛。


“一带一路”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检验阶段。中国要检验“一带一路”落地后,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对方是检验“一带一路”落地后,他们是好处多还是损失多。因此,我们要把“一带一路”研究落实到一个个具体国家和具体项目上,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去谈。与此相关的就是地缘经济问题。


日本继续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抓过了其领导权,并将其改头换面为CPTPP(《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签署了。美国会不会重新加入还有待观察。美国正在重点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我们原本希望借用NAFTA进入墨西哥和加拿大市场,实际上之前的很多商品就是通过墨西哥、加拿大进入美国的。现在美国要把NAFTA的很多后门关掉,还要再设几道新的关卡,并且对进入NAFTA的国家和NAFTA原有成员都要重新进行甄别。此外,在东南亚、在亚洲、在亚太,地区合作机制也会出现问题,在地缘经济方面我们会遇到新的挑战。


第七,就是我们今年要参加一些大的活动,比如中非合作论坛、G20会议,还有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进口博览会很重要,是中国第一次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来,中国要把进口变成新的战略资源。美国就是把其市场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对它好,谁就多得美国市场份额;谁对他它不好,谁就少得;谁在它眼里有问题,就分不到市场。我们不会像美国做得这么狠,但是进口确实是中国一张很大的、新的国际经济牌。我们要大量进口能源资源,大量进口高级装备,大量进口尖端技术,还要大量进口奢侈品,现在中国人出国买奢侈品每年要花上一两万亿美元,不如进口了,让大家把钱花在国内。


今年的G20会议在拉美召开,通过该会议,可以扩大中国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影响。现在拉美对中国的态度特别友好,关系发展得非常快。所以,世界很大,不要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了世界就都对我们不好,等到我们与别的地区关系搞好了,美国会后悔,觉得把拉美丢掉了,又把中国丢掉了。


第八,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关系。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共十九大的一些重大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选择、道路自信,还有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复兴等。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弄清楚哪些是我们国际战略上最紧迫的事情。


概括起来,我认为上述八点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新起点,或可叫作大国战略竞争阶段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包括其他大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大国战略竞争阶段的开始,就是地缘政治重塑的开始,也是全球治理战略规则重构的开始,体现在三个“重”字上:重现、重塑、重构。


我们自己则要做到三个“解”字:一是了解对手的意图和能力,到底美国想干什么?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其他一系列报告是不是真的已经把美国的新战略确定了,还是只是部分美国强硬派的声音,或者美国虽然想说、想做但是实际上并不具备这个能力,这都是有区别的。二是要化解美国和印度、日本等对我们展开攻势的一些手段。三是要破解新的美国战略思维。大国关系取决于大国的战略思维,现在美国的思维是地缘政治、军事理论、冷战思维以及“修昔底德陷阱”这些东西的混合。还有一个“唯武器论”,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领先中国,而这取决于技术领先中国。武器领先五年、十年、二十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不一样的。领先十年、领先二十年,遇到事情它就会格打勿论;而领先五年就不可能打,只能平起平坐,跟你商量。这就是美国战略的基本特点,所以要破解美国战略思维。这就是新的三“解”——了解、化解、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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