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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晶:有效动员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的措施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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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3
  “一带一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2.0版的新型全球化,得到了全球的广泛认可。“一带一路”的成功推进,既需要充分吸引全球资本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广泛动员中国的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资本能否积极参与,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的成败。因此,着眼于政策指引、办好相关工业园区、成功推进先行试验区以及金融支持等四个方面,有效动员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就成为下一阶段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

作者周晓晶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2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微信公众号。

一、民间资本能否积极参与关乎“一带一路”和新兴市场主导的新型全球化的成败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振荡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这一状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必须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才能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先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倡议、更高层次的全面引进外资三方面内容,这三个方面有机统一,共同构成经济新常态下2.0版的全新改革开放战略。

中国需要“一带一路”,但世界更需要“一带一路”。2008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形势表明,这些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化没能继续深化甚至遭遇暂时挫折有直接关系,因而全球经济继续发展迫切需要“一带一路”式的全球化推进举措。特别是在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即宣布退出TPP,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的新形势下,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一带一路”作为新兴市场主导的全球化,对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推动全球贸易投资的重要性。

某种意义上,目前全球经济也处于“三期叠加”状态。三期叠加反映世界经济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必须具备多重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多年来的低迷与萧条。多管齐下解决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全方位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第二,排除干扰、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第三,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能。这种新的动能既包括技术方面的、组织架构方面的,也包括全球治理方面的。第四,构建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和经济增长的政治制度架构,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这四项主要任务中,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能够看得见的实际载体和现实平台。因为无论是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还是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以及构建能够促进全球增长的政治治理架构并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都有赖于全球化的继续推进。离开全球化这一载体,其他都无从谈起。“一带一路”作为新的历史形势下新兴市场主导的新型全球化的重要举措,之所以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步阶段投资方向主要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于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周期慢的特点,更适合政府投资和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资助。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尽管“一带一路”推进已经有几年了,中国的民间资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183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4%,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据我国商务部数据,中国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

民间资本能否广泛参与“一带一路”,关乎到“一带一路”的成败。从根本上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建立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体系。而这些都有赖于包括国际资本和中国民间资本的广泛参与。但是,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无论是中国的民间资本,还是国际资本,其最基本的资本属性决定了其投资方向必然会主要投向盈利前景较为乐观、投资回收周期相对较短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离开现代制造业,离开与现代制造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与可持续发展。

二、民间资本能否更广泛参与“一带一路”主要取决于沿线国家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关环境与条件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民间资本能否广泛参与“一带一路”进程,关键在于这种参与能否为民间资本带来合理的预期回报。从现实情况来看,民间资本并没有积极有效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难以为民间资本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

2015年3月,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显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端为东亚经济圈,另一端是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这些区域在未来三十年实现经济崛起完全值得期待,而这一过程本身在未来几十年将有力地验证亚洲世纪的辉煌。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以中国为参照系,这一区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类型。

一是基本上处于中国三十年前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大致处于1000美元的水平,制造业极其不发达,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及东南亚的个别国家,基本处于这一阶段。这些国家大多资本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极大地限制了外来投资,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而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只有把基础设施的短板尽快补齐,才能有效吸引外来投资投向本国的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目前并不太合适动员民间资本进入这些国家,民间资本进入也很难保证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是基本处于中国二十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印度、越南等这几年经济发展被国际社会普遍称道的明星国家,也包括菲律宾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经济有所发展,制造业也形成了较大规模,但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严重滞后。加上或多或少的非经济因素制约,使得这些国家难以成为中国民间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之地。

三是处于中国十年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如泰国、印尼、以及中亚西亚的个别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处于较高阶段,制造业已经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因此,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民间资本实际上是具有吸引力的。从长远角度出发,民间资本如果可以提前布局这些国家,抢占投资先机,未来或将收到较好的投资效益。

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还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或者与中国相当,或者超过中国。如俄罗斯、土耳其,人均GDP与中国差不多;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水平则高于中国。显然,这些国家对民间资本而言,并不存在不具备吸引力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对这类国家以及上一类国家,民间资本投资现状也不理想呢?显然,按照优中选优的标准,这些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较大的差距。而且,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外,非经济因素,包括安全环境、政策条件、人文因素等,也都是民间资本对外投资需要考量的现实因素。

三、有效动员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举措与策略

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短时间内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的解决也需要较长时间。在此基本态势下,有效动员民间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其他途径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并为民间资本积极投资“一带一路”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

首先,做好政治宣传和政策指引。要向民间企业充分宣传讲解“一带一路”对中国、对世界,以及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和实施前景,使民间资本在做长远投资考量时能够充分认识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投资选择所具有的长远利益,从而达到动员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的效果。同时,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家整体上对这些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进展状况,作出具体的投资指引。

其次,依托国家力量、凭借国家行为,在“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建设投资工业园区,通过工业园区这一平台吸引民间资本投资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先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可以率先建设工业园区,通过工业园区这一平台吸引外来资本,包括吸引中国的民间资本。这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投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成果经验,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完全可以借鉴。建设工业园区可以为外来投资企业提供较好的集中投资平台,避免在园区外的分散投资可能面对的各种非经济风险。

第三,集中国家力量在一些政治上与我国友好的国家,建设“一带一路”成功推进的先行区或试验区,藉此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一带一路”沿线的柬埔寨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传统的友好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我国三十年前的状态,急需大力引进外资推动经济发展。但从这两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对我国的民间资本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如果能在这两个国家成功建设“一带一路”先行试验区,通过国家政策保障进入这两个国家的民间资本的投资效益,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在这两个国家投资可能产生的非经济风险,就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消减民间资本的总体投资成本、从而化解民间资本的投资疑虑。为了取得更好的示范效应,除了柬埔寨和巴基斯坦,我们也可以在中亚、西亚选择一些国家列入先行试验区的行列。

第四,可考虑建设专门针对民间资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民间资本投资“一带一路”给予实质性的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对外投资,在金融上如何给予政策支持,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实施进程中必须予以考虑和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实际上,大多数民间资本,特别是中小企业,在享有国家金融支持方面始终严重滞后于大型国企,且多年来未能有效解决,如能借助“一带一路”的推进,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较好思路,将对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后,还应积极探索大型国企与民间企业统筹投资“一带一路”的相关途径和具体方式。“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特别是在一些与我国政治关系相对密切的国家建设“一带一路”先行试验区或工业园区,如能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协调,统筹考量和有效解决好大型国企与民间资本具体进入方式问题,相信对推进这些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中及时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会有很大裨益,也会对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产生较好的示范效应。这里的关键在于两大环节,一是进入阶段,要做好相关协调;二是继续发展阶段,必须做好相关整合。

从非经济的因素看,有效动员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强化政府在这一广阔区域的政治存在和维护好与区域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民间资本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确保民间资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政治稳定,不能保持政治安全的国家和区域,是没有任何投资价值可言的。因此,在这方面,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好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权益和海外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强化国家在这一广泛区域的政治存在,就在于国家对海外投资所提供的政治保障。(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周晓晶  一带一路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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