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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如果科斯醒过来,会怎么想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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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5
  如果科斯今天醒过来,他很大程度会坚信,数字经济仅仅有助于改善市场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功能,但数字经济并不能代替企业家风险识别和责任承担能力。

  作者郑志刚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财经》杂志。

  如果科斯今天醒过来,他很大程度会坚信,数字经济仅仅有助于改善市场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功能,但数字经济并不能代替企业家风险识别和责任承担能力。



  最近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教授一篇《如果哈耶克醒过来,会怎么想数字经济》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此文之所以引起读者兴趣,我理解,是陈龙教授用“醒过来”重新加入讨论的方式,继续着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持续至今的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

  当下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有意无意中看似成为这场世纪之争的天平中新的决胜砝码。面对业界大佬抛出的“大数据助计划经济”论和“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代实现”论,陈龙教授不得不委屈哈耶克教授重新醒过来,评述当年他尚未看到的数字经济。

  借用“醒过来”的哈耶克的逻辑,陈龙教授在文章结尾总结:“把人脑当作算法,就像对计划能力的信心,看似科学,其实低估了文明进化最大的动力。无论在过去的数万年中,抑或看得见的未来里,人类文明最有竞争力的进化机制,应当是最能够尊重个体碎片化、即时性的情感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最能够让所有的个体自发参与的机制。数字时代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崛起,是这个机制巨大生命力的证明。历史教给我们的教训是,计划能力,包括人工智能的提升,最可能成为这个机制的促进者,而非替代者”。陈龙教授最后甚至告诫说,“那些对计划(算法)能力深信不疑的人,或许应该回头重读《致命的自负》”。

  也许陈龙教授感觉同时让两位大家“醒过来”太过为难,他的文章虽然涉及科斯,但对科斯思想的评价着墨不多。所以,我在这里借用陈龙教授这一浪漫的想法,尝试讨论如果科斯醒过来,他会怎样想数字经济。

  “无意识”的企业边界

  在猜测科斯如何想数字经济之前,先了解一下科斯生前是如何看待市场与企业,以及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的。

  首先,在科斯看来,除了手工作坊式的家庭为主的传统生产组织方式外,还存在来自不同家庭的人共同组成的被称为“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与前者单纯依靠市场价格的变化决定生产的数量相比,企业是依靠权威的命令计划来完成资源配置的。现代企业借助权威命令计划配置资源实现了交易成本的节省,成为生产组织的重要实现形式。科斯通过比较手工作坊与现代企业两种生产组织形式的交易成本,揭示了现代企业节省交易成本的内在机理。

  我们看到,科斯这里虽然涉及市场与企业关系的讨论,但其真实目的在于通过市场中两种生产组织模式的交易成本比较揭示现代企业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也即现代企业借助权威命令计划配置资源实现了交易成本的节省。与其说科斯这里关心市场与企业的边界,不如说他关心的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在市场中存在?科斯打开了企业这只新古典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的“黑箱”,因此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微观经济学分支——现代企业理论的鼻祖。

  第二,在科斯看来,市场始终是组织生产的现代企业存在的基础制度环境,正是无数家现代企业和无数家庭作坊共同组成了现实中的市场。科斯十分清楚,这些组织生产的“岛屿”不管是现代企业还是家庭作坊都是无法离开市场这一“海洋”的。只不过在现代企业岛屿上,依靠权威命令和计划“有意识”调节组织生产活动,但在由无数个现代企业和家庭作坊构成的市场汇聚过程中,超过了企业控制的边界而变得“无意识”,不得不依靠价格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这事实上是科斯把企业描述为“在无意识中合作的海洋里有意识的岛屿”背后的原因。

  陈龙教授文中提及很多读者关注的“企业、市场和计划的边界在什么地方”的问题。由于历史上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采用计划经济的缘故,当提起计划,人们很自然地与作为中央计划者的政府,甚至市场经济时代政府所制定的具有计划色彩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科斯为了揭示企业内部运作机理的市场和企业边界的确定错误地理解为市场与计划,进而市场与政府计划的此消彼长,显然是对科斯原意的曲解。

  事实上,在科斯的讨论中政府显然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科斯看来,现代企业所需要的唯一基础制度环境就是市场。在科斯的讨论中既不涉及公共品提供问题,又不涉及外部性问题,因而并不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科斯这里开展的市场与企业关系讨论,更多是选择现代企业还是家庭作坊的两种生产组织形式的比较,而非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当然更不是与企业生产组织模式相联系的“计划”,甚至计划背后的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在这一点上科斯很好地承袭了芝加哥大学自由放任的经济研究传统。

  第三,在科斯看来,依靠权威命令计划而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市场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对不同生产组织模式交易成本的比较而自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企业家需要充分考虑到,采用权威命令计划方式组织生产会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省,收益的增加;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企业边界并不能无限扩大,面临企业合理边界的选择问题。

  这意味着,做出上述选择的企业家需要具备两种基本能力:一是面对市场中其他企业竞争的风险识别能力;其二是生产组织失败的责任承担能力。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中的企业恰恰是由一个个盈利动机明确的企业家通过不断试错来逐步形成的。换句话说,看似有意识的企业岛屿最终是否能够生存需要经过无意识的市场的检验。

  “有意识”的企业岛屿

  了解科斯生前是如何看待市场与企业,以及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后,让我们试着猜测,如果科斯醒过来,他会怎么想数字经济?

  其一,基于技术的金融创新或基于金融的技术创新,是有意识的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在“无意识的”市场中自发实现的,在“无意识”的市场海洋中,数字经济创新的主体始终应该是“有意识”的企业和居民个人。

  让读者容易误解的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否意味着政府凭借大数据带来的兰格和哈耶克当年争论的“政府采用计划的信息瓶颈”的突破使计划重新有所作为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我国当下维护金融稳定所强调的“脱实向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近周小川行长对中国堆积如山的债务,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发出了严峻的警告。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是由于波兰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说的,对国企父爱主义的预算软约束所导致,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则直接与违反科斯的告诫有关。毕竟虽然政府看起来与计划相联系,但组成政府的政府官员既不像企业家一样具有明确的盈利动机、风险识别能力,由不具有实质的责任承担能力,因而并不应该成为数字经济创新的主体。

  如果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并不希望简单凭借金融政策来迎合居民住房的需求,会出现局面不可收拾的全球金融风暴吗?如果在产业布局选择上,我们中国政府少一些产业政策的指引,和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扶持,而是由企业家自发做出选择,我们会看到近年来供给侧改革所反复强调的去产能、去杠杆吗?

  因此,未来的金融政策制定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企业家围绕真实经营活动权衡收益风险和成本所做出的融资决策这一真实的金融需求,而不是为了金融化而金融化,甚至使“央行成为印钞机”。做到了这些自然就可以做到脱虚向实。

  其二,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降低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但无法成为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的基本信息交换功能的替代,更无法成为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替代。正如陈龙教授指出的,“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因为大量独立个体的参与,通过竞争中的价格发现机制,把各种有限、当地化、碎片化的信息汇聚,达到有效配置资源进行劳动分工的目的”。由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

  现实中银行和劵商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不正是资金提供者的居民与资金需求者的企业面临的融资需求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之一吗?由于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居民和企业围绕融资需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张维迎教授强调“不是市场(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失灵,而是市场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上述现象而)`失灵’”。

  陈龙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伴随着传统企业规模的扩大,新兴企业的生命周期却呈现缩短趋势。如何逻辑一致地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看到,传统企业规模的扩大依赖信息技术发展和计划性的提高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数字经济的发达会使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决策变得更加科学有效;但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同时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和责任承担能力的不断试错的企业家,而大数据的出现显然无法代替企业家的风险识别和责任承担能力。

  福特很早就说过,如果利用市场调查(当时的大数据)来研发生产你的产品,很多调查者更希望看到的是“更好的马车”,而不会是“汽车”。

  如果我们把信息产业发展寄希望于中央计划者的计划或政府相关产业政策制定,而忽视了识别风险和承担责任的企业家这一有意识岛屿,进而市场这一无意识海洋的凭借和依托,将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免重蹈“致命的自负”的覆辙。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新兴产业的发展仍然必须依赖企业家来识别风险、来承担责任,企业家过去和现在依然是市场环境下十分稀缺的资源,我们要通过产权保护制定来大力培育。

  因此,一个对待数字经济的正确态度是,我们应该重视其对金融创新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数字经济并不会成为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制定的合理凭借,甚至成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替代。看上去很美的“大数据助计划经济”论和“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代实现”论因而并不像消费者能确实感受到的网上购物和虚拟货币结算那样真实靠谱。

  其三,数字经济虽然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替代,但技术可以成为获得有利的控制权安排的关键资源,使“有意识”的企业岛屿变得更加“有意识”。在“企业的性质”论文中,科斯除了指出企业的边界是基于生产组织交易成本的比较外,还讨论了企业配置资源的实现方式——也就是依靠权威的命令和计划。随着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理论认识的深化,今天我们将权威的分配更多地与企业控制权的安排联系的一起。

  简单回顾企业控制权安排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因而“资本”可以剥削“劳动”;而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注意到由于经理人对私人信息的占有,因而“劳动”可以欺骗“资本”。我们看到,影响控制权安排的关键资源经历了从生产资料(资本)到信息,甚至到其他关键资源的转变。

  例如,阿里通过推出合伙人制度,实现了持股仅13%的阿里合伙人这一“劳动”对持股高达31%的软银和15%的雅虎的“资本”的“雇佣”。因而,未来不仅资本可以“雇佣”劳动,劳动同样可以“雇佣”资本。谁雇佣谁很大程度取决于资源的关键程度。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在此乐观地预见,技术同样并已经成为获得有利的控制权安排的关键资源。

  循着科斯理解企业与市场边界的逻辑,如果科斯今天醒过来,他很大程度会坚信,数字经济仅仅有助于改善市场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功能,但数字经济并不能代替企业家风险识别和责任承担能力。“有意识的企业岛屿”,当然更无法代替有意识岛屿所置身其中的“无意识”的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在科斯看来,计划一旦脱离企业这一市场主体,离开企业家风险识别和责任承担能力,就会蜕变为建立在“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上的空中楼阁。(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郑志刚  科斯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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