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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当前西方制度危机的三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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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7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黑天鹅”事件,一下子将西方制度危机暴露无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高悬在西方政坛的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欧洲一体化的核心理念——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通的欧洲大市场建设遭遇史无前例的冲击。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17年07月上期《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内容提要: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兴起,让西方制度危机活生生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大历史看,人类进入大转型、大风险时期,西方制度缺乏真正的革新,难以适应世界之变,酿成“民主悖论”。从中观历史看,世界迄今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反全球化、反一体化现象,制度危机的经济基础在动摇。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匹配,传统政坛的左中右格局被打破。从短期或近历史看,移民、宗教、一体化交织在一起,考验西方的身份认同,民众不再纠缠于精英政治的“政治正确”,而是借助新媒体不断表达自己,释放感性政治的威力。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黑天鹅”事件,一下子将西方制度危机暴露无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高悬在西方政坛的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欧洲一体化的核心理念——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通的欧洲大市场建设遭遇史无前例的冲击。其结果是,欧盟机构“不受待见”,只能走点菜式一体化道路,再国家化成为趋势。美国则上演了两个总统的闹剧:特朗普上台前,就对奥巴马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摆出一副将美国政策推翻重来的架势,让世人困惑。

  如果说前几年的危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都在倒逼和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那么欧洲核心区选举以及极右翼和反体制政党的崛起,则正在终结欧洲多元文化社会,冲击欧盟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动摇欧洲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华盛顿政治海啸,更让美国失去西方和世界领袖的地位。

  何以至此?本文从大历史-中观历史-近历史三大历史维度,剖析西方制度危机的根源。

  1、民主悖论折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

  从大历史看,人类进入大转型、大风险时期,西方制度缺乏真正的革新,难以适应世界之变。英国国防部报告《2010~2040全球战略趋势》认为,2040年之前的世界都处于转型期,未来数十年要面对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短缺、意识形态复苏等,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法治、民主、人权,这些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或不足、或过度、或异化,总体边际效用日益递减。精英脱离群众,助长了民粹主义盛行,直接源头在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陷入穷途末路。民主悖论即是典型写照。

  丘吉尔曾断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既是西方政治自信的流露,也体现出西方政治的无奈。说自信,因为欧洲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经历了各种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之涤荡,最终选择了民主制度,这是欧洲政治自信心与制度优越感的源泉。欧盟议会的资深议员菲利普·赫尔佐格(Philippe Herzog)早在1999年写的《为了欧洲民主的宣言》一书中就指出,欧盟诸国各不相同,但由于“共同的价值观”才走到一起。他说:“这些共同的价值观首先是基督教,接着是文化启蒙,尤其是对民主的发明。”说无奈,一是因为民主制度只能避免最坏,无法追求最好。二是因为时过境迁,这个世界不再是西方一枝独秀了。欧洲目前的困境,对此做了再好不过的诠释。

  如今,由于全球化的澳大利亚飞镖效应,以及中国的崛起及其承载的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的连续性最强的古老文明的复兴,民主越来越呈现“坏”的一面。欧洲的境况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缩影。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只是因为有祖上留下的家产,还可以继续挥霍,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美国的情形同样如此,特朗普在获得共和党提名大会上直接喊出“不要政治正确性”的口号。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西方应该好好考虑对自己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全面走衰的趋势恐无法逆转。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民主方法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其一,是人的素质,即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选出来进入议会和升任内阁职务的人,应该有足够优秀的水平;其二,是民主自制,也就是自我克制,而要做到这一点,选民和议会必须在智力和道德水平上有相当高度。今天,我们放眼欧美,不难发觉,真正具备这类条件的国家并不多。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却俯拾皆是。民主成为西方向外输出政治休克疗法、造成政治混乱的催化剂。

  概括起来,西方民主存在三大悖论:

  一是民主与生俱来的的悖论——三元悖论。即民主、自由、平等不可兼得。

  二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悖论:名与实的悖论。经过几百年来的运作,西方民主游戏化,甚至异化了,以民主之名背离民主之实。西方民主异化有三种形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功利主义。

  三是民主在全球化时代的悖论:多元一体的悖论。全球化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导致西方的民主话语权旁落,只是出于政治正确性而高喊民主,而实际上西方正在反民主、反全球化。因为过去西方民主的成功是在白人、精英、理性至上的时代,简单说来,是在西方中心的时代里运作的。如今在开放体系下,不是民主解构西方,就是西方在解构民主,以至于西方领导人纷纷感慨——多元社会已经失败,多元与一体无法合一。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欧洲民主的解构弱化平等,导致自由之滥觞,且美国热衷于民主输出,是造成民主悖论的罪魁祸首。欧洲为此遭受阿拉伯之春、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不可承受之重。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道:“民主是城里人的世界观要求农民也具有同一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因为,“农民是无历史的。农村处在世界历史以外。”“民主政治是金钱与政治力量的完成了的平等。”美国的民主悖论,尤其表现于基督教悖论,秉承民主—专制的二分法思维,行自以为是的民主霸权。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他写道:“(美国人)认定美国是世界政治中的慈善力量,而把美国现实或潜在的敌人看成误入歧途或胸怀恶意的麻烦制造者。”

  今天,欧美债务危机重重,就与民主的副作用脱不了干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大卫·布鲁克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的民主已经扭曲,领袖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抑制和平衡人性的自私欲求,而是不断地去迎合和满足人们无穷的欲望。而民众也把欲望当成是应得的权益,失去了应有的自我克制。当领袖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求时,他们便会怒火中烧,要求从政者给他们种种免费的利益。如今,这种领袖和选民的变质,造成了恶性的循环,政府做出了无法履行的承诺,决策机器随之失灵。在欧洲,工人们要生活得舒舒服服,但不愿意付出辛劳,要资本主义的同时又要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国试图做这种不可能的事,最终走向破产。

  西方人的自我省视,确实一针见血。任何政府要有效治理国家,必须具备治国的能力,并掌握足够的政策工具。治国的首要能力是领导能力,而不是取悦民众的能力。一言以蔽之,西方民主的一大弊端是民粹和平庸,民选政府以民调治国,无法再担负领导的角色。一味迎合民众欲求的结果,是国家福利主义的重担最终压垮了国家财政。

  今天,民主仍然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可是被“宠坏”了,怎么办?

  西方民主民粹化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西方政客动辄威胁搞全民公投,这是制度无能和领导人不负责任的表现。英国首相卡梅伦为推动英国与欧盟关系而举行全民公投,本来想“一了百了”,没想到“玩砸了”:英国人选择了脱欧。脱欧公投也让英国年轻人和老人、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口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持久的裂痕,简而言之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分别站队了。更为糟糕的是,它可能会导致苏格兰寻求独立。更深层的问题是,否决机制会开始流行,社会碰到危机时,大众会更容易联起手来惩罚本国的领导人。

  欧洲民主的功利化典型体现在欧洲的政党政治长期在“左中右”间轮回,政客不断在玩政治花招,破坏了经济社会自身发展逻辑。秦晖教授曾说过,西方国家的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欧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家在选举时,一般会迎合选民的短期需要,许诺给公民更多的福利,故空口许诺的政治家和政党就容易执政。所以,这次的欧洲陷于财政和金融危机,和他们的民情有很大关系。“大范围的民主,往往意味着多数选民缺乏成本和收益相关的意识,他们愿意让别人多支付成本,而自己多获得收益”。

  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见解。他说:“民主制度已变成了一种不真实的、依靠传媒出名且毫无自信的、完全变成短期的制度。”

  2、西方金融海啸演变为西方政治海啸

  从中观历史看,世界迄今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反全球化、反一体化现象,制度危机的经济基础在动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所带来的影响和欧盟随后采取的大范围财政紧缩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普通大众对精英决策层的不满,间接给予了民粹主义者更大的政治空间。

  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遗憾地指出:欧盟现在散发出的历史气息,正如一个已过正午、即将进入漫长的相对停滞的帝国。好在欧洲并没有外部威胁,这要归功于西方上一代人在冷战中取得的胜利。出生率、国防开支、债券价格、福利开支对比财富创造,所有这些历史学家用以衡量帝国运数的数据都显示:欧洲气数已尽。

  的确,高昂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健全的福利制度、以自我享受为中心的生活习气、高昂的失业率,导致欧盟各国人口再生产普遍不足。只有不断扩展,才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抵消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好处。

  问题首先出在经济。欧央行日前发布的调查显示,2010~2014年间,欧元区家庭财富下降了10%,其中资产价格下滑是财富下降的主要原因。2014年,欧元区中位家庭净资产为104100欧元,比2010年低10%;最富的10%的家庭净资产为496000欧元,最穷的5%的家庭因债务而资产为负。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强化了财富“不平等”信息,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相应的攻击口实。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指出:“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近来导致了更多(国家)两极分化。赢家赢得更多了,输家输得更多了。这就为民粹主义论述开启了空间。”

  邱吉尔曾这样定义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当有人在早上六点敲你门的时候,你知道这是送奶人。”换言之,民主意味着确定性和小康。如今,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西方民主不得不受牵连。尤根·哈贝马斯曾警告:“如果欧洲一体化计划失败,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多久之后才能再次实现今天的状态。回想一下1848年的德国革命:当失败时,我们花了100年时间才恢复到同之前一样的民主水平。”的确,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却有共同的货币政策,这是欧债危机产生的重要体制性根源。为何不能统一呢?原因就是欧洲一体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妥协产物,不能一步到位。这与美国一开始就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一部宪法运作至今,大相径庭。这也解释了美欧债务危机演绎迥异的制度根源。

  全球化的双刃剑对经济竞争力萎靡不振的欧洲表现尤为明显,青年失业率一直停留在四分之一的高位(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更高),即是明证。全球化助推了欧洲人的失落感。许多劳动者眼睁睁看着就业岗位流向海外,在沃尔玛和家得宝的所有外国采购产品上看到“制造”标签时,通常觉得好像自由贸易新世界对有些人来说是大好事,但对他们来说不是。他们受够了,也许他们并不直接受到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的影响,但他们对下一代的生活持悲观态度。据皮尤中心调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60%以上的选民认为其子女的处境会比他们更糟。在日渐崛起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看来,解决办法是改弦易辙。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等人坚称,现行体制服务于少数人。在前不久接受《外交》杂志记者采访时,这位保守的法国政治家称全球化是“一种极权形式”,并主张停用欧元和加大政府干预大公司事务的力度。德国选择党甚至声称:“你若讨厌主流政党,就来选我!”

  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西式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走向终结。精英政治的无能和不负责任,导致全民公投滥觞于世,加上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人们对经济停滞、债务危机、银行摇摇欲坠、青年就业困难的种种不满,造就了一个个“愤青”,成就了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等政治怪胎。

  当欧洲民众被剥夺感强烈——国家主权被剥夺,自身权利被剥夺,再国家化就成为流行口号,欧洲化就成为众矢之的 ,于是出现“三反五反”现象:反精英政治、反穆斯林、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反全球化。

  数十年来,老牌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在一些西方国家分享权力,并保持了欧洲稳定。如今,来自各个阵营、难以捉摸的新政党把他们推到了一边。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人们对经济剥夺的忧虑,而对欧盟的敌意与这种感受恰恰是一致的。

  欧洲政坛的版图和政治生态,正在经历激烈变动。荷兰候选人维尔德斯是荷兰最受欢迎的政界人士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左派—右派斗争的格局不复存在。”他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讨回自己的价值观、身份、文化和资金,重新开始促进国家利益。”看来,欧洲国家的政治不再是左派与右派的对立,而是对全球化敞开大门的自由主义与主张社会封闭的反自由主义的对立,即在战后已经达到和解的两种原理的对立。这种潮流今后或将持续。

  3、穆斯林移民考验西方认同

  从短期看或近历史看,移民、宗教、一体化交织在一起,考验着欧洲的身份认同。自2014年中东、北非的穆斯林难民大举涌进欧洲以来,欧盟没有迅速拿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和行动,坐失良机,任由难民问题发展成难民危机;再加上近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和移民犯罪事件在欧洲公众中引发了不安全感,民粹主义因此获得了更强的号召力。就连在近年来接受了超过100万寻求避难者的德国,绝非民粹主义者的默克尔总理现在也表示,穆斯林全脸面纱“在凡是法律上可行的地方”都应该禁止,伊斯兰教法永远不能取代德国正义。

  欧洲越来越多地将问题归咎于移民,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考虑改变人口趋势以及目前全欧洲对待移民的态度,欧洲就将走向慢性自杀,因为以目前的人口出生率,欧洲能够劳动的年轻人口将越来越少,为了维持没有劳动能力和日益老龄化人口的社会开支将越来越大。

  为何外来移民(或移民后裔)难以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首先要说穆斯林移民为何大规模涌入西方?根本原因在于妇女革命、工业化等带来的低生育率,造成对外来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强烈的个人主义,又导致家庭易于解体。在今天的法国,离婚率超过50%,非婚生子女数量竟然超过了婚生子女。总统奥朗德本人,就是未婚父亲。普遍的晚婚、低结婚率、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养育孩子成本过高,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少子化现象十分严重。西方的福利政策与自由开放,又鼓励了使用同一语言的前殖民国家的人民前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法语国家穆斯林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进入欧洲,在法国、比利时法语区生活,填补了欧洲人生育率低下而社会福利奇高的漏洞,分享了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然而也给社会认同造成极大冲击,酿成“殖民孽债”。当欧洲国家在享受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现代文明成果时,穆斯林妇女则在欧洲大量生孩子,通过领取生育补助金维持生活,并转正自己的身份。今天的法国是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有500万穆斯林,几乎占6600万人口的1/10。如果单看大城市,可能比例还要高,禁止穿遮面罩袍,禁止在街边公开祈祷,更激发了宗教隔阂。

  那么,大量外来移民为何无法融入西方社会呢?近年来,从马德里铁路“3·11”爆炸事件、伦敦地铁“7·7”爆炸案,到丹麦漫画风波、挪威枪击事件和《查理周刊》事件,这一系列于近期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证明,伊斯兰激进思想已经在欧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伊斯兰激进势力正在从内部摧毁西方。美国学者布鲁斯·巴韦尔在其专著《当欧洲入睡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中指出,二战后的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致使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终于酿成了今天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苦苦奉行这些原则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知识阶层其实正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摧毁欧洲的共犯。

  鉴于穆斯林移民大幅增加,欧洲多元性造成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先后断言,“建立多元社会的努力失败了”。“欧洲之父”让·莫内也曾感慨:“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的确,与美国相比,欧洲一体化缺乏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未能做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合众为一”。

  可以说,欧洲的穆斯林问题已成为欧洲多元社会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方面,穆斯林对当地生活方式的“侵占性”倾向令人不满;另一方面,按照西方人权、自由的原则,穆斯林有权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行事。改造穆斯林,使之符合欧洲文化,这大概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要求穆斯林放弃一些基本原则,那么所谓的穆斯林就不再是穆斯林了。但不改造,听之任之,随着穆斯林人口比例增加,文明冲突的问题更大。欧洲穆斯林“主流社会”是一盘散沙,没有成形的组织。如果有一天,欧洲穆斯林在压力下抱团了,并组织一场跨国、泛欧洲的穆斯林政治运动,那时该怎么办?

  剑桥大学学者斯蒂芬·哈尔珀曾感慨,“正如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中国让西方——其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变小”。在如今的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西方应抛开傲慢与偏见,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的挑战,并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过程中让实践检验各自政治制度的优劣。(注释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王义桅  民主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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