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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VS郭庆旺,经济下行怪人口减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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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9
  2017年6月12日上午,人大重阳第93期系列讲座成功举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教授就“全球衰退的经济机理及其治理的中国方案”主题做了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兼院长郭庆旺教授做了精彩点评。

     2017年6月12日上午,人大重阳第93期系列讲座成功举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教授就“全球衰退的经济机理及其治理的中国方案”主题做了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兼院长郭庆旺教授做了精彩点评。

  两位中国著名学者1980年同时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先后师从同一位博士生导师汪祥春教授。如今,再聚首于人大重阳602会议室,对于全球衰退的原因,两位老友展开了观点鲜明的辩论,恰如回到三十年前的学生时代,风华正茂。谈笑间,他们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疑问:当前的全球经济衰怪人口减少吗?

  主持人: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对话嘉宾: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兼院长

  对话一:经济下行怪人口减少吗?

  王文: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著名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人大重阳执行理事兼院长郭庆旺教授。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全球衰退的经济机理及其治理的中国方案,首先欢迎周老师做主题演讲,然后请郭老师进行点评。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教授

  周天勇:非常感谢郭庆旺院长、王文院长和人大重阳给我提供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和大家分享近几年一系列关于经济衰退与下行的研究,这次主要聚焦全球性的一些问题,它是怎么产生的,又该需要用什么办法来治理?

  2007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几乎全部下行,欧洲、美国、日本,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巴西、南非都在衰退。中国经济也从2007年14.2%的增速降到去年6.5%,总体上大的经济体增速都在放缓。

  我们不禁反思,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是不是要进行改变?过去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暗含一个假定——人口增长稳定。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大都是总量性的,如货币政策、经济政策和供给学政策,都是平衡总供给总需求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以及解决失业问题。

  今天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格局性变化?人口从高速增长向速度放缓转型,主要经济体国家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进入低增长,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增长,这是第一个格局的变化。第二个格局变化是技术进步在加快,影响着财富和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影响结构性的就业收缩扩张,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总体上未来是增加就业还是收缩就业,仍是未知数。

  先谈第一个问题,人口再生产调解的市场是失效的。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存在着滞后20年左右的关系。也就是说,20年左右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20年左右后经济增长率定理。在研究中,我们总结了一个规律:当20年左右前生育率>2.1、人口自然增长率>0.75%时,20年左右后有潜在的高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

  因为新增人口是20年左右,成为劳动力,就业以后才拿到收入,变成有效需求,新增人口在刚生下来是潜在的需求,不能与货币结合。20岁左右以后要和货币结合,成长立业、买车买房等等,在需求侧:新进20岁左右人口×平均工资等收入×消费率=新增消费需求,产生侧:新进20岁左右人口×劳动生产率=新增GDP。

  当人口增长率处于上行阶段时,潜在的总需求总是超前于潜在的总供给能力,也就是说新增人口,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上行时,国民经济总需求边际递增,而供给能力的形成总是滞后于需求的增长,总需求旺盛,经济繁荣。相反,总需求边际递减的持续性生产过剩,新增人口,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下行时,挣取收入的人口在收缩,另一头老年人去世,领退休金收入的人口减少,国民经济总需求边际递减,而供给能力的出清总是滞后于需求的收缩,总供给过剩,经济衰退,这时,萨伊的增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失效。

  当人口结构向着老龄转变时,将产生生产过剩。非劳动力低龄人口:消费价值规模增长、容易接受创造的供给,成为新需求的主力人口,经济主力人口的收入边际消费率高,老年人的收入边际消费率低,老年人去世,将房产和汽车等大宗资产和大价值耐用消费品遗留下来,使供给相对增加。


  来源:摘自于周天勇教授PPT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有一个失效的部分。抚养成本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导致生育率一直跌到2.1以下,像日本、韩国、台湾,生育率下降到了1.3左右,新加坡都到了0.8,这些国家同时也搞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生育率往下跌导致了人类再生产本身发生替代收缩的不平衡,即政府干预和市场生育成本导致的人口收缩性的不平衡再生产,这一市场机制在长期过程中存在失效的方面。

  如果人口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加上滞后20年左右,由于主力经济人口下行,总需求边际递减。递减后,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马上出清,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几百万,几百万乘收入再乘以消费率,就是减少的需求,但生产能力第二年不能马上出清,所以保持着常态性的过剩,这是一个我们学理上的发现。

  第二个学理上的重新认识是GDP分配,如图,前面这个金字塔是阶层,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后面这个金字塔是分配,是向上流动的,资本和技术的分配率越来越强,但资本所有者和技术所有者收入的投资边际率很高,底下这块的投资边际率较低,导致下一个过程中,生产能力创造比较多,但消费品购买不掉,这是一个问题。


  来源:摘自于周天勇教授PPT

  美国人口率增长比欧洲要好,但美国为什么要衰退,除了它的人口也在下行,更大的问题是收入差距问题导致的生产过剩。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兼院长郭庆旺教授

  郭庆旺:听天勇做学术报告,已时隔三十年了。我们相识很久,但真正系统性听他的讲座,还是在东北财经大学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到了北京,有时候在各种研讨会上也能遇上,但都是十分钟、五分钟。我们都知道天勇的观点非常多,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更主要的是他的许多观点比较犀利。

  大家可能觉得,天勇是对现实问题研究很多,其实他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功底非常深厚。当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抠《资本论》。刚才他得到的这些结论,是以他的全球视野、从他的理论逻辑框架下得到的很有见地的观点,但也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天勇的理论逻辑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即人口问题,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到底是什么关系?从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能无法找到唯一的规律,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说尽管周教授刚才找到一个规律,但如果把它放到工业化之前可能就另当别论了。放到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能也要进一步推敲。我也一直在思考中国各界现在所说的人口红利消失这一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人口的下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自然结果,而在中国可能不是自然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结果(计划生育政策)。当我们放开二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老朋友,头上都有点白丝了,突然间肚子起来了,很多人快四十岁,还要生二胎。假定这个政策放宽的话,中国的所谓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这种趋势还能出现吗?至少要往后拖延不知道多少年。

  天勇的另外一个结论,可能是你的重要结论之一——滞后20年,但是这20年是一个大数定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是20年还是18年,对那些极其发达的国家是20年吗?因为受教育的年限是不一样的,这20年是高中毕业后显然没读大学,就成为劳动力,可是发达国家高教育水平比较高,可能是24年、26年之后,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有差异,但经济增长率没有太大差异,你给了第二个解释,就是因为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比欧洲明显大得多。你前面分析的两大块,一块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模型,第二个其实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内在的联系。近十几年来,国际学术界大量讨论了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或所谓的包容性经济增长,实质上就是在讨论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大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好像差距大就代表更有效率),还是收入差距小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抑或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可是,何谓“适度”?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性在不同的国家或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一样的吗?显然,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话二: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还是养儿防老?

  周天勇: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市场调节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也硬性干预了人口的增长。现在抚养成本太高,居民都不愿意生育,我们还搞了计划生育,双重力量进行调节。

  城乡二元收入差距与消费不足传导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是另一个问题。财富在城市极端膨胀,农村土地资产成为僵尸资产,不值钱。户籍制度使农民未能市民化,收入和公共服务要差了很大一截。这是整个土地财富的模型,城里急剧上涨,农村是相对不行的。


  来源:摘自于周天勇教授PPT


  我们分析了美国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主要是资本和技术所有者的收入向上流动和集中引起的,底下就是失业。但中国的财富集中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什么引起的呢?土地和房子。我们陆续会发表一大批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内部基尼系数并不高,较高的基尼系数60%是城乡差距造成的。所以中国问题不像美国资本技术集中财富传导的生产过剩问题,而是农民没有市民化,城市和农村的土地、房屋的财产溢价增值造成了巨大的财富和收入的差距。城镇居民的收入边际投资率高,边际消费率相对低;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投资率低,边际消费率却很高,而财富和收入,由于土地和户籍方面的征用管制原因,向城镇居民流动集中,农民有很强的消费需要,但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比城镇居民相对少。

  如何解决中国的面临的问题:改变供给侧人口再生产条件,这是市场失效造成的,市场失效只有政府来弥补,没有上帝来弥补。如果有一种宗教,规定每个女同志一生必须要生2个多点的孩子,这是宗教在起作用。但宗教如果不起作用,市场力量又很大,这是市场失效,国家可以起作用,就是斯密讲的。弥补市场失效政府不作为怎么办?结果就是现在都不生了,第一,能不能把托儿所幼儿园办起来,免费的,生下来就替你养着,义务教育要延伸到入托,大学可以不着急,先把这些孩子们养起来。另外,房价要弄低,这个房价下生孩子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些给降下来,这是国家政策要解决的。

  第二,过去我们扩大需求都是搞基建,搞基建就是资本。我们在东北财大学习的时候,学的是基建预算,那时候1亿基建投资可以转化4000到4500万工资,我前几天问了一下房地产商,1亿投资能够转化多少的工资?他说高铁这一类最多转化1500万,最多就是2000万,房地产就是2000万左右,如果以后精装修住宅发展以后,用的人更少了,投资的转化率转化不到消费上,因此财政政策一定要给教育,特别是让进城的居民把孩子带来,在城市里上学,不要形成那样多的留守儿童,政府要提供这样的教育公共服务,或者在消费溢出效应方面来进行投资。

  其实我国的高铁、公路等都已差不多,城市已经超前化了,应当把钱用在人上,扩大消费,现在是寻找需求,不是创造更多的供给。这是两项需求侧管理。

  郭庆旺:天勇教授说人口再生产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的确如此。市场机制既然不行,就由政府政策补偿一些,让人们愿意生孩子。的确,几十年前,前苏联为了鼓励多生孩子,还有“英雄母亲”称号。但问题在于,在政府限制生育上,我们已有丰富经验和措施,可是如果要鼓励生孩子,政府的措施可能很难奏效。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提到支出政策,财政支出要增大民生方面的支出。根据你的人口再生产的逻辑,人口再生产的决定因素无非有供给需求两个方面。老百姓不愿意生孩子,是因为养不起,养育成本太高。你的解决办法是如何让老百姓的养育成本下降。可是生孩子不像生产其他商品,生产成本下降了就愿意生?这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需求侧。为什么说社会越发达,人口自然生育率越低?我猜测,也只是猜测,这在一代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支出太多,建立了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制度,以至于人们在如此慷慨的、使得自己后半生无后顾之忧的保障制度建立后,用不着自己的孩子了,所以不生。反之,放眼看看,为什么越穷越生孩子,也许是因为以备老的时候没有人管,这也体现在中国人的“养儿防老”观念上。所以,政府加大福利支出的政策与人口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对话三:养老金是否充足?

  周天勇:关于滞后,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肯定不一样。滞后20年还是多少年,根据国家的不一样而不一样,但当你拿工资那一天,可能一个国家长一些,一个国家短一些,之所以选择20年,大概是20年这个线非常好看,是拟合的。

  欧美增长的差距来看,确实欧洲是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比美国要差得多,但是美国的基尼系数要比欧洲高,我认为美国的增长速度低很可能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财富过于集中,创造的生产能力很强,但是基尼系数很高,相对消费的人口在衰退。

  郭庆旺:我插一句,四年前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消费函数的收入阶层假说》,提出了不同的收入人群的消费行为不同,对社会消费总量的贡献也不同。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边际储蓄倾向高。尽管如此,富人的消费额大,对社会消费总量的贡献度不一定小。比如,王健林个人买一辆上千万的豪车,虽然占他的财富微乎其微,但可能相当于咱们很多人一年的总花消。

  周天勇:人口再生产,我认为人口有一个平衡点,假定现在人太多,我们要减一部分,这是个办法。但是硬减的办法是老龄化问题比较大。因为增长是增量问题,不是存量问题,增长速度肯定会马上下来,硬减的话20年后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当然人口保持在2.1%的生育率肯定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假设新加坡想从0.8恢复到2.1,估计没有50年是很难的。如果谈政府福利,我估计还是要差别福利,像欧洲一样,现在好像英国正在讨论是不是69岁退休法案,我不给你那么多的养老金了,你就自己工作,像欧洲、欧盟、日本、美国都是法定退休年龄67岁了,我估计中国闹不好就70岁了,因为中国实在是不够。现在的社会保障太复杂了。


  郭庆旺:我没有你那么悲观。

  周天勇:所以,养老金不够。

  郭庆旺:养老金不足的确是个问题。中国现在的缴费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不一定总是这么高。现在的缴费率这么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还欠帐,前面好几代人都没有交过钱,必须让我们现在正在工作的人多缴些,供我们的父辈养老。

  周天勇:我估计这个周期要好几十年。

  郭庆旺:现在咱们交的养老费中有一半多是给咱们父母交了,因为他们没有交过钱,咱们这一代人就不用孩子交了。

  周天勇:我的意思是让人生孩子,财政政策要重孩子,轻老。

  郭庆旺:我觉得财政管不了。

  周天勇:我觉得老人,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当然要健康活着。但国家总体上还是要鼓励多生孩子,使人口生育率达到2.1的平衡状态。

  王文:今天的讲座又超时了,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碰撞出很多火花。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周天勇老师,非常感谢郭庆旺老师精彩的点评。我们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本文内容节选自讲座速记稿,由杨福鼎整理,并经郭庆旺教授和周天勇教授审定](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全球经济  中国方案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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