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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一带一路”的理儿不能被讲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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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7
  中国经济下行,国内精准扶贫压力大,一些人便质疑“为何不扫一屋而去扫天下”,认为“一带一路”经济风险大、不可持续。仅以高铁为例,现在国内高铁只有京沪线赚钱,其它都不太乐观,于是这些人便质疑建设那么多高铁的债务负担,更质疑高铁走出去的必要性。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8日《内蒙古日报》。


  为什么一定要叫“一带一路”?


  国际社会常疑惑:为什么不叫“新丝绸之路”而是叫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有没有一张图表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己国家在不在“一带一路”里面?谁在谁不在,有何标准?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现中国模式与中国文化特色,全称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里有3个关键词:21世纪、带、路。第一个是“21世纪”。“一带一路”首先是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其核心词是互联互通——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鲜明体现21世纪特色。第二个是“带”。是经济带、经济走廊与经济发展带,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经验的体现。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由此被提出。第三个是“路”。中国人有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要快速修高速。在中国,“路”还不是一般的路,是道路,“路”只是实现“道”的一种方式。“道”怎么说的呢?《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今天的道就是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一条,而是很多很多条,大家都有份,因为它是开放的、包容的。


  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双重内陆穷国,按市场经济是很难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日前的访问,就让乌获得了大量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还获得了亚投行贷款。基础设施先行,逐步培育市场经济所需的外需环境,这就是“一带一路”见证的中国模式威力!


  “一带一路”能不能实现经济效益?


  在国内,有人心存疑惑:近两年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为何还要去投资“一带一路”这些高风险国家?投资“一带一路”的钱会不会打水漂,无法实现经济收益?


  在他们看来,投资建设“一带一路”,要么把它当作对外援助,要么把它视为对外撒钱,没有经济效益,甚至担心会引发债务危机。


  其实,“一带一路”并非对外援助。从国内背景说,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两大问题:解决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和面对全球化效应递减问题,因此也标志着中国从融入全球到塑造全球,从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的态势转变。从国际背景说,是为了塑造欧亚一体化,巩固大周边依托,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


  “一带一路”也并非简单的中国对外投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出口、引资驱动向投资、创新转型,争取产业、行业标准和国际话语权日显重要;“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彰显我国可以借助企业优势和制度优势,推动中国从靠拼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优势向标准、话语权、发展模式及创新优势转化。


  实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缺口巨大,资金从哪里来?据《超级版图》一书预测,未来40年人类基础设施投入超过过去的4000年!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要升级换代,比如要建信息港、数字通关、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面临基础设施短板困扰。“一带一路”建设光靠中国一家投资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全球融资方式,创新融资模式,公-私合营PPP模式将因此而受到青睐。


  有了发展资金,又该投向何处?投资美日发达国家固然风险少,但面临投资设限的障碍,长远收益不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这些国家的发展现状普遍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十分看重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经验。中国的技术市场化能力超强,最能发挥中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潜力。而且,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基础设施项目、能源及港口等国计民生工程,有助于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经济依赖,形成命运共同体,摆脱对欧美国家的依赖。


  “一带一路”着眼于“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通过资金、技术优势制订合作标准,即产业标准:新基础设施(如5G技术);大宗商品定价权;能源管道;国际投资、贸易规则:C-WTO,E-WTO(从商业领域到电子商务领域的世贸规则)。在此基础上,推进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化双多边合作和互联互通,大力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一带一路”建设同时也是为了反对保护主义,在全方位开放中进一步推动投资便利化,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建设包容性全球化,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要算战略账、政治账,而不只是经济账。


  面对一些外国政府更迭频繁、信用缺失,老百姓担心“一带一路”经济效益与安全风险,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评估“一带一路”收益,不能就事论事,要看长远、看全局、看关键环节,以及考虑大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历史惯例。再说,规模效应也需要时间积累,比如中欧班列,就存在回程空车问题。规模不够尚待培育来实现。


  当前,“一带一路”有关投资合作项目,特别是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的确存在投入资金大、建设周期长、成本回收慢等问题,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投资对于提升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仍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项目也要区分是战略项目、政策项目还是商业项目:战略性项目是国家担保的,如中巴经济走廊服务于中亚和新疆地区进入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本身是不以赚钱为目标的;政策性项目多为示范工程,如雅万高铁,是国企担保项目,为的是赢得印尼民众的心,不能简单以赚钱与否来衡量其价值;而商业性项目则本身是按照市场原则办的,是赚钱的。部分项目出现问题、受耽误,在所难免,而且从长远和整体来看,也是在试错,可以为其他项目和后期项目做铺垫。


  总之,遵循“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国际惯例、政府引导”原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对外撒钱,而是新的长征,是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它的建设,势必会拓展与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与友谊,极大地提升中国制造、中国营造、中国规划的能力与信誉,提升中国的威望。


  改革开放只能向美国开放?


  还有一种倾向是,目前种种言论停留在“改革开放主要向美国开放”的阶段。认为美国没表态,就缺乏主心骨,或担心引发与美国的冲突,从而唱红TPP、唱衰“一带一路”,甚至认为从盯着西方发达国家到跟穷国混,开放的档次降低了。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为经营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格局。各种唱衰“一带一路”的言论,不能说出发点都不好,但多半就事论事,将个案等同于整体,将“一带一路”视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没有准确、全面理解“一带一路”,而是以西方视角、过去经验的臆断,甚至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还不自觉地配合、呼应了国际上的“一带一路”威胁论,这种论调可以休矣。


  越来越多的实例表明,各种势力正在行动,利用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决心和必要步骤,讹上中国,讹上了“一带一路”。对此,我们需要提出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路线图,推进机制化建设,通过项目担保、再保险等方式,预防和化解风险。最重要的是,建设“一带一路”是要确立持久战思想,不能急功近利,而应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推行类似改革开放的试点推广、循序渐进模式。


  形形色色的“一带一路”威胁论反过来也提醒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服务、市场原则、国际标准”,切实贯彻好、实施好“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企业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当地社会组织打交道,宣传“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机遇时,不能说得太满,要留有余地。要充分估计各种突发、意外事件,防止少数人绑架“一带一路”项目,毁坏“一带一路”声誉;防止出现“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情况,成为国内斗争、利益纠纷的牺牲品。


  那么,民心如何不通的呢?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指出:“英国人与德国人、法国人没有共同的神话、象征和历史记忆,也没有共同的黄金时代能够用来激起这些国家民众的共鸣。”这才是英国脱欧的根源。这说明,“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之道,不只是加强相互了解,更在于创造共同历史记忆、共同身份、共同的辉煌。


  共同记忆。19世纪中叶,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在以后半个世纪中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出现一系列所谓中国文明根在西方的“新发现”。背后折射的更深层问题是,欧洲人或者欧洲学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因为中华文明唯独未被西方征服,足以动摇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的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


  为此,丝绸之路的复兴,也就是告别“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是前欧洲殖民地,其博物馆、历史文化多靠宗主国以及现在的西方国家建设和书写。这使得这些国家即便是中国的邻居,其民众与西方的心理更近。要知道我们不是与西方打交道,而是与一个西化的世界打交道!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就是要唤醒这些民众,回到共同记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考古学者、艺术人士等要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帮助他们唤醒丝绸之路历史记忆,塑造共同的回忆。


  共同身份。我们不是一个个近代西方赋予的民族国家,而是丝路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不是大国崛起,是文明的共同复兴。走出近代,告别西方中心论,寄希望于塑造共同身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三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塑造沿线国家共同身份,从古代的丝路人到今天一带一路人,超越国家与民族隔阂,着眼于整体身份建构。


  共同未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联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德国人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一书中如是说。


  的确,“一带一路”的名与实都在博古通今、引领未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正引领共同的文明复兴和未来发展。只有将各自的未来铆在一起,才能同心共建“一带一路”,共同迎接美好明天。从大历史看“一带一路”,就是以丝路精神、命运共同体确立人类道义制高点。


  总之,“一带一路”呼唤公共外交转型:从我到我们,从国家层面到共同层面。不能把好经念歪了,这“三共”才是破解中国威胁论、“一带一路”威胁论之道。


  怎样看待境外媒体各种唱衰的噪音杂音?


  面对“一带一路”热,境外媒体出现了各种唱衰的噪音杂音,并与国内负面舆论相呼应,最具代表性的有:


  1.烂尾工程论。认为“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纪烂尾工程,会因为资金短缺、债务负担、国外反对等原因而搁浅。一些人拿“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相比较,认为美国二战后凭借GDP和黄金储备占世界一半以上的雄厚实力才得以在西欧搞战后复兴计划,而中国实力远不及此,如此大范围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撒钱,肯定亏本。当下,由于部分国家政府更替、政局不稳,引发中国高铁、核电不能顺利走出去,的确为他们提供了口实。


  要知道,“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它旨在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21世纪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补全球化短板,推动全球化从部分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方向发展,不可能功亏一篑。


  2.文明冲突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文明断裂带、板块交接处,因而被认为是不稳定之弧,蕴含着巨大安全风险,将使中国陷入“文明冲突”境地。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不断,而如今要走向这些地区,必然会遇到宗教文化、社会法律、习俗民意的巨大反差和严峻考验。基于历史经验,一些人唱衰“一带一路”。


  其实,应辩证理解“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处在欧亚大陆文明断裂带,但是在断裂之外我们也应看到文明的融合。比如阿富汗,处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所描绘的文明断裂带,但我们也看到伊斯兰教、佛教并存的现象,巴米扬大佛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文化、语言的隔阂(比如中国与许多邻国彼此间心理距离远大于沿线国家与西方距离),也要看到民心相通存在千年之久,共同的历史记忆普遍存在。我们就是要挖掘被现代性掩盖的传统性,让历史的记忆在今天形成共鸣。


  3.地缘冲突论。美国是海上霸主,认为海洋是通的,而陆上不通,因此鼓励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其目的一是希望中国陷入阿富汗泥潭,或进入其他地缘板块交接带和文明断裂带而不能自拔,故而力推“一带一路”与2011年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对接,希望中国去稳定阿富汗,最好陷进去。二是挤压俄罗斯地缘空间,引发中俄对抗。俄罗斯的宽轨铁路延伸之处就是其传统势力范围。中国修高铁和其他欧亚基础设施,就是在解构俄罗斯影响力,结果将引发中俄冲突,让美国可坐收渔利。这样,美国就可以海上联合日本,阻挠中国走向海洋,引导中国走向欧亚大陆与俄罗斯对抗,实施两面夹击,从而阻止中国挑战其霸权。


  其实,“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强调的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它实际上是化解地缘冲突的有效途径。


  4.得不偿失论。此论调重点是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质疑:建造中巴铁路穿过世界屋脊,而且又是地震多发带,技术难度极高。即便可能,建造和维护的成本将极其高昂,而这个成本巴方又不可能与中国分担。再者说,中巴边境及其延伸地区基本上没有工业。从目前边贸情况看,流通的商品大多是低端生活用品和简单生产工具,喀喇昆仑公路完全可以承担运输任务。即便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向巴运送货物,也会选择经济上要便宜得多的海路。还有,中国长期对巴国民众实行签证限制政策,而南疆喀什又是新疆安全最敏感地区,开通铁路大规模创造客流,并不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另外,中巴铁路通过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这是印巴之间有领土争议的地区。冷战时我们建喀喇昆仑公路可以不顾及印度的感受,但在今天,如果我们穿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建造铁路,中印关系必将受到极大损害,这不符合中国的南亚整体战略利益。因此说中巴铁路的设想不切实际,不具可操作性。


  其实,这只是就事论事,只从中巴经济走廊本身看问题,只算经济账。要知道,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只是修中巴铁路,而是综合性工程,以上想法并没有考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来的战略效应和对巴国内脱贫致富的巨大效应。


  5.不可持续论。中国经济下行,国内精准扶贫压力大,一些人便质疑“为何不扫一屋而去扫天下”,认为“一带一路”经济风险大、不可持续。仅以高铁为例,现在国内高铁只有京沪线赚钱,其它都不太乐观,于是这些人便质疑建设那么多高铁的债务负担,更质疑高铁走出去的必要性。


  其实,高铁的正外部性是他们没有看到的,即建设高铁带来的沿线房地产、旅游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算“一带一路”账,不能只算经济账。按照经济学家测算,中国只需要6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就够了,而中国目前3-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大头都应该是用来投资的,这与扶贫开发的钱或国内其他财政投入不是一回事。(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王义桅  一带一路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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