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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从“求变”到“求治”——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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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求治”,但思想界重在“求变”,造成学术研究滞后于政治发展,这显然偏离了政治学治国理政的本质规定性。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孰对孰错。难道取得巨大成就的实践错了吗?难道与实践脱节的思想对了吗?走到今天,政治学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追问。

  作者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本文刊于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求治”不是说不变,治中变的方向是可预期的。在这个意义上,“求治”的政治学不但是因为中国自己持久的成就,更多的是回到中国古典传统,从自己的文明基因中汲取营养和资源。


  变革时代诱发知识转型是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规律,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回答重大社会危机与变革的产物。在经历百年巨变之后,认真反思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及发展方向,无疑是当下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


  西方政治思想之变


  西学的古希腊回答了城邦问题,其中没有个人的权利,只关注集体的存亡问题。古希腊古罗马以后,西方进入中世纪,当时的主导学说就是讲神权,没有“人”的位置。从文艺复兴开始到资产阶级革命,把人的问题、个人权利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从洛克到休谟、亚当·斯密时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人”指的是有财产的人。洛克强调财产权时,他正在贩卖奴隶。因此,财产权不是一般人的,而是属于特定的少数人。少数人的权利起来以后马上产生了重大社会危机,穷人怎么办?社会平等的问题怎么办?由此产生了卢梭和马克思的人民主权理论。西方思想史告诉我们,所谓的哲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实都是比较经验的产物,都是为了应对当时重大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中国人往往忘记了“史”的部分,这样必然不能正确地理解西方,进而误导中国。


  “变”是西方思想史的主线,因为西方一直是个躁动不安的社会,社会一直在剧变,所以思想也随之变化。比较而言,民本思想在中国可以管2000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变化少,而且从秦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国家的标准,中国的政制已经很现代了,大一统和大一统下的官僚制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今天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比如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因此,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历史的产物。


  从革命之变到自由民主之变


  近代中国是巨变的中国。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一直在改变自己,意图使自己更像西方,思想也开始转型——以西方为目标的“求变”。民国时期,主流政治学就是西方宪政学,同时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主要是“革命学”,同样是“求变”。不仅如此,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政治学的主题也一直在“求变”。新中国前30年追求革命之变,在50年代初的高校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中,政治学系和政治学课程被取消,相关学术研究处于停滞,学术和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意识形态下,结果是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改革开放后,1980年恢复政治学,出版的第一本《政治学概论》基本上延续了邓初民先生1928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主要由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民族论构成,简称“六论”。其中,革命论和阶级论等还是在“求变”,依然是革命之变。显然,以革命之变为线索的政治学体系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大局势的需要。到上世纪90年代,“求变”的中国政治学开始追求民主自由,西方教材乃至原版教科书被引进来,西方国家的民主理论纷纷翻译出来,登陆中国思想市场。民主理论流派很多,但居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民主,而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党争民主”。可以说,自由民主之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自由民主之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第三波。按照西方的统计口径,民主国家原来有四十个左右,第三波民主化以后达到一百二十个个左右,七十-八十个国家发生了民主转型。比如,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七,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分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第三波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基本实行了党争民主。但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遇到了瓶颈。不仅如此,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上台,都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之殇。美国社会出现的严重分裂,其程度不亚于1861年美国内战之前。当非西方国家的精英在想特朗普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时,最忧虑、最恐惧的还是美国人。用福山的话说,美国出现了“政治衰败”。


  “求治”的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学从革命之变发展到自由民主之变,革命之变导致“文化大革命”;自由民主之变要改变的是中华文明基因。而当外来制度与固有文明基因相冲突时,几乎没有制度能够成功。这就是当今世界政治动荡的根源。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一直在“求变”的政治学到底向何处去?我们走到今天,世界秩序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历史的交叉点。过去三百年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衰落到何种程度不知道,但衰落的症候是明显的。另外一个文明正在兴起,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伟大”,二者撞在一起时,世界政治向何处去?世界文明走到今天,社会科学和中国思想界应该向何处去?我们一直在“求变”,变的结果是什么?历史表明,变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不符合文明基因的变革,很多时候是越来越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求治”,但思想界重在“求变”,造成学术研究滞后于政治发展,这显然偏离了政治学治国理政的本质规定性。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孰对孰错。难道取得巨大成就的实践错了吗?难道与实践脱节的思想对了吗?走到今天,政治学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追问。


  发展“求治”的政治学,必须得有丰厚的滋养,得有历史文明基因和持久成功的伟大成就。我们的成功不是说没有问题,任何成功的故事背后都有巨大的代价,无一例外,英国和美国概莫能外。放眼世界,二战以后的一百五十个新兴国家,大部分都经历过自由民主和党争民主。在人口过亿的九个发展中国家中,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南美的巴西、墨西哥,非洲的尼日利亚,这八个国家都奉行自由民主和党争民主,只有中国是民主集中制。结果如何呢?这些国家与中国在治理上的差距有目共睹。治理才是最硬的标准,让人民安居乐业的良治才是最大的政治和最高的“善业”。


  理论来自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理论的成长或者说思想的深度,一定得有文明基因的支撑。大部分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它们来得很晚,但中国不单单是民族国家,更是一个文明体。这个文明体已经连续存在了四千年甚至五千年。这个文明体有兴衰,但从来没有中断过,而其他有连续性文明的政治体在哪里?中国不单单是文明体,也是现代国家,这是和所有文明体不一样的地方。五千年形成的重大文明体有一个独特现象,即它的民族是不断融合的,疆域是不断扩展的,语言文字是不断传承的。思想界说“变”可以理解,但一定要清楚为何而变,向何处变?相反,“求治”不是说不变,治中变的方向是可预期的。在这个意义上,“求治”的政治学不但是因为中国自己持久的成就,更多的是回到中国古典传统,从自己的文明基因中汲取营养和资源。


  讲到“求治”即治理的政治学,首先必须澄清的是,西方的治理理论其实是其民主化理论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部分,强调的是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但结局如何呢?发展中国家本来就组织不起来,即弱公共权力,再强化社会,结果不是更糟糕吗?所以二十多年来,非西方国家的治理、尤其是非洲国家,并没有因为世界银行的治理理论而走向良治,相反却多是败政。


  以中国经验为基本,治理只能是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化治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如何处理国家权力的基本关系,比如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基本逻辑,这其实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层面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运转得如何,主要看国家治理能力,其中包括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体制吸纳力,即社会是否拥戴体制和制度;制度整合力,即把若干权力关系组织起来、整合起来的能力,否则就是“否决型政体”;政策执行能力,即行政体制推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国家—社会合作推行既定政策的能力。也就是说,“求治”的政治学是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


  在经历了百年巨变之后,中国政治学在研究范式乃至发展方向上,需要反思过去三十余年习以为常的概念和理论及方法与范式,需要在总结实践成就的基础上汲取中华文明基因的滋养,从而形成真正能解释中国问题乃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政治学。(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中国人民大学  杨光斌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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