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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辉:中国有望2029年前后超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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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0
  本文从发展基础、发展现状两方面全面对比了中美两国的优劣势及中国的差距;梳理了美国从里根总统以来的政策成效,分析了特朗普新政可能的实施效果及影响;展望了中美未来竞争与合作的空间,并量化测算了2017至2050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最后,提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以我为主、炼好内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二是积极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本文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课题成果。组长黄剑辉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8日光明网。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正式就职以来退出了TPP,致力于制造业回归美国、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并将快速崛起的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2017年4月6-7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了元首会晤,中美两国未来如何竞争合作、互利发展、实现共赢,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对全球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成为国内社会公众及全球关注焦点。我们从发展基础、发展现状两方面全面对比了中美两国的优劣势及中国的差距;梳理了美国从里根总统以来的政策成效,分析了特朗普新政可能的实施效果及影响;展望了中美未来竞争与合作的空间,并量化测算了2017至2050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最后,提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以我为主、炼好内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二是积极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一、发展基础:中美均具备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良好基础条件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要成为世界领袖国家,良好的发展基础条件必不可少。中华文明之所以曾在较长一段历史中,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人口条件、历史沿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样,美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霸主,也离不开良好的基础条件。可以说,良好的发展基础条件虽然不是一国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充分条件,却也是必要条件。对比中美两国我们发现,两国确实均具备了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良好基础条件。


  考察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人口条件、历史沿革四个方面,我们发现中美两国均具备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良好基础条件。中美两国均幅员辽阔,气候温和,适于文明发展;地形地貌多样,能发展多样化的经济,地理位置优越,均处于亚太核心区域;自然资源丰富,总量均居世界前茅;人口规模大,市场潜力深。与此同时,中美在发展基础上各有优劣势。美国适宜人类活动的面积更大,气候更多样,耕地、森林资源更充沛,人均资源拥有量优势明显;地缘摩擦更少,人口素质更高,历史包袱更小。中国则依赖人口基数拥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人口素质提升更快,具有更深厚的历史底蕴,民族认同感更强。


  (一)中美均具有成为全球领袖国家的良好地理条件


  中美两国均幅员辽阔,两国的陆地面积几乎相同,但美国拥有更大的领海面积;中美均具有丰富的地形地貌,但美国适宜人类活动的面积更大;中美两国跨越的纬度大致相同,均以亚热带和温带气候为主,十分适宜文明的发展,但美国的气候种类更为丰富,中国季风性气候特点更强,更易受到水旱灾害;从地缘格局看,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上的亚太核心位置,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但面临更复杂的邻国关系;美国的崛起曾与地缘上的隔绝密不可分,地缘摩擦更少,但也造成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力量投射困难。综合来看,中美均具有成为全球领袖国家的良好地理条件,美国的地理条件略占优势。


  1、中美两国均拥有幅员辽阔的国土疆域,美国海洋面积占优


  中国领土由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岛、海南岛、钓鱼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赤尾屿及其附属岛屿等)组成,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领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长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总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


  美国领土由美国本土、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937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四位。由于美国东西临海,海岸线长达2.2万公里,因此领海面积大,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


  中美两国均拥有幅员辽阔的国土疆域,这是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广袤的国土疆域,不仅包括陆地、也包括海洋,不仅意味着更大的空间、更多资源,也意味着能承载更多的人力资源和发展出更大的市场。


  对比中美的国土疆域,两国的陆地面积几乎相同,但美国拥有更大的领海面积,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能力的不断强大,这将成为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一个巨大优势。


  2、中美均具有丰富的地形地貌,美国适宜人类活动的面积更大


  从地形看,中国的山区和高原面积广阔,是一个典型的多山国家,山地多于平地,山区(包括山地、丘陵和高原等地形)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3,且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高原占我国土地面积的1/4,平原和盆地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3。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国半数国土属于难以开垦的土地,只有部分华北、东北地区和江南水乡环境较好,农业用地多分布于此。


  美国地势是东西两侧高,中间低。东西两侧为山脉和高原,中部为约占美国全境1/2的低平的中央大平原,地势低矮宽阔,少量沙漠地区亦矿产丰富,较之中国更适合耕种和人类居住发展。


  尽管如此,中国的复杂地形并非完全没有优势。一方面,高原山地往往蕴藏着更丰富的矿产资源;另一方面,人口相对集中,也有利于经济产生规模效应和更低的物流成本。


  图为美国地形图 图片来源:世界地理图册


  3、中美两国均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美国更具备多样性


  除了幅员辽阔的国土疆域外,气候环境也是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重要条件。与中美相比,俄罗斯与加拿大虽然幅员更加辽阔,但在气候条件上则要明显逊色于中美。从气候上来看,世界主要文明均发源于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这是源于中纬度地区气候温和,适宜居住。此外,气候多样性有助于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由此便于发展出多样的下游产业,防止经济产业的过于单一,也有利于降低国家的对外依存度,便于文明的发展。


  中国的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无论是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还是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甚至是高原山地气候均有较大范围的分布,且雨热同期,降水量的季节变化明显,并由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中国气候条件的差异,造就了动植物的多样性,雨热同期也有利于农作物和森林植被的生长。


  图为中国与美国气候带分布图 图片来源:中国地理图册世界地理图册


  美国的气候类型同样复杂多样,几乎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气候类型,但大部分都属于温带大陆性、草原气候和亚热带湿润气候,气温适宜,降雨量丰富,少有严重的旱涝灾害发生。虽然美国一些地方有时会发生雨热不同期的现象,但总体上还是非常适合人们生产居住的。


  比较中美两国气候的优缺点,可以发现中美两国跨越的纬度大致相同,因此均以亚热带和温带气候为主,十分适宜文明的发展。同时,中美两国气候均具有多样性,有利于产业的多样性。但总体看,美国的气候条件仍具有一定优势,一是由于美国同时地处大陆东西两岸,既拥有大陆东岸雨热同季的季风气候,也拥有大陆西岸雨热不同季的地中海和海洋性气候,因此气候种类更为丰富;二是由于中国背靠全球面积最大的亚欧大陆,季风气候要比美国更强,也更易发生水旱灾害,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4、从地理位置的地缘格局来看,中美各有优劣势


  中国东临大洋,西居内陆,既是亚欧大陆桥东部通过区,又是欧亚各国出海的通道,陆地邻国有14个之多,世界上几乎一半的人口和经济力量都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国作为亚太核心区域,是欧亚大陆上唯一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及俄罗斯直接为邻的国家,因此成为亚太各地区间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纽带。正是由于中国出色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曾在历史上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不过,复杂的邻国关系也使中国在处理邻国事务上负担较重,地缘摩擦,边界争端频现。历史上中国也曾不断遭受到来自北方、西南方及海上的攻击。


  美国本土东西临海,北临加拿大,南临墨西哥和墨西哥湾。美国早期的发展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是密不可分的:首先,美国远离地球传统中心——欧亚大陆板块,南北邻国均是弱国,天然具有极高的战略防御能力;其次,美国东西临海,海运便捷,这使得美国在大航海时代经济发展迅速。但美国的地理位置也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力量向其他主要地区的投射困难,这意味着美国必须要积极发展海空力量,并在相关地区发展强有力的盟友,甚至建立军事基地,否则美国强大的本土实力无法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显著的影响力。


  (二)中美自然资源丰富,中国人均占有量低


  中美两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多样,因而自然资源种类、储量十分丰富,数量优势比较明显,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此人均占有量远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


  1、从水资源来看,中国人均占有量匮乏


  美国淡水资源东多西少,是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且人均占有量丰富。2014年,美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58%,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排名第四位,人均水资源量为8836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倍。


  中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均。2014年中国水资源总量同美国相仿,约为2.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57%,人均水资源量却仅有2062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约为美国人均占有量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且中国国土面积占全国36.5%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而其它国土面积占全国63.5%的以北地区,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9%。


  图为2014年中美水资源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从森林资源来看,中国覆盖率远低于美国


  美国森林广袤,人均占有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森林面积为31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8%,仅次于俄罗斯、巴西、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人均森林面积为0.097平方公里,约为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两倍。


  图为2015年中美森林面积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占有量均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森林面积为208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5%,居世界第五位。森林覆盖率为22.2%,低于美国11.7个百分点。人均森林面积为0.015平方公里,仅为美国的15%,世界平均水平的28%。这表明,中国现在仍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这对中国的国土生态安全非常不利。


  3、从矿产资源来看,美国更为丰富


  美国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但分布广而不均,且各类矿产资源丰富的程度并不相同。美国矿产储量潜在总值居世界第一位,许多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列,目前已发现的矿物有2500多种,查明有一定含量的88种,是世界上探明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非金属矿产资源最为丰富,金属矿和能源矿次之,有些矿产属于短缺资源,必需依靠从国外进口。


  中国矿产资源种类丰富,部分矿产资源储量居世界前位,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分布严重不均衡,和生产力发展呈逆向分布。目前中国已发现矿产资源171种,查明资源储量的159种,已查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水能、煤炭资源较为丰富,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比较贫乏,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居世界第53位。目前中国2/3以上的煤炭资源分布在北方,水电资源则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三分之二以上的能源需求集中在东部沿海,供需之间距离甚远。


  4、从耕地资源来看,中国耕地缺口巨大


  美国耕地面积大,宜耕的后备土地资源丰富。2014年,美国耕地面积为1.5亿公倾,约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1%,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占有耕地数0.48公倾,是世界人均耕地数的2.5倍。美国的平原面积非常辽阔,宜耕的后备土地资源丰富。


  中国耕地面积同样很大,但总体质量一般,后备资源有限。2014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1亿公倾,约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占有耕地数仅有0.08公倾,是美国的1/6,是世界人均耕地数的2/5。中国90%以上耕地都分布在东南部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区,这种分布格局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不利,而且在中国现有的耕地中,有1/3是水土流失地、风沙干旱地、涝洼地、盐碱地等低生产力的土地,耕地的后备资源也十分有限,开垦为耕地过程中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障碍,耕地资源的开发已经接近极限。目前中国耕地资源缺口高达7亿亩,耕地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图为2014年中美耕地面积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三)中美人口条件大不相同


  虽然中美都是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在世界排名分别居第一位、第三位,但中国人口总数是美国的四倍多。近年来,一方面老龄化问题和人口增速快速下滑问题严重困扰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素质提升速度远超美国。


  图为2015年中美人口数(亿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1、从人口规模看,中国是美国4倍多


  中国的人口数量远超美国。2015年,美国人口总数为3.21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中国人口总数为13.71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9%,是美国的4倍多。巨大的人口基数使中国相对于美国具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2、从人口增长速度看,中国已陷入低生育陷阱


  美国的人口呈现出稳步下滑的态势。得益于持续增加的移民,美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人口数量仍在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生产和消费较快增长的势头,国家实力呈现持续发展和上升的趋势。


  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增速进入明显的下降轨道,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低生育陷阱。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口每年增速约为2.58%,近十年,每年增速已经下降到0.51%,降低了2.07个百分点,是美国下降幅度的五倍左右,也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近两年人口增速略有回升,但仍低于世界平均人口增速约0.7个百分点。人口增速的过快下滑,势必造成劳动力价格上升、消费萎缩、投资减少、养老等诸多问题,未来不断进入经济的主力人口部分数量也是逐年萎缩的趋势,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图为中美人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3、从人口结构来看,老龄化威胁中国


  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定义,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时,通常认为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


  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还在不断上升。1960年,美国65岁及以上所占人口的比重为9.15%,到2015年,这一比重增至14.79%,上升了5.64个百分点。


  1960年,中国65岁及以上所占人口比重仅为3.65%,2002年,中国这一指标首次超过7%,标志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中国的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速度超过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老年人口数量激增,到2015年,中国65岁及以上所占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9.55%,较1960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数量高达1.31亿人,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随着中国未来人口高峰逐步进入老龄化区域,将给医疗、养老、社会服务等方面尚未完善的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图为中美65岁及以上占人口百分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4、从人口素质看,美国增速下滑,中国迅猛提升


  美国拥有雄厚的科技人力资源,尽管美国占世界人口的总数不到5%,但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是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最多的国家。近年来,美国人口素质增速不断放缓,2000年,美国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的数量为3476人,到2010年,上升至3867人,增幅仅为11%,低于世界18%的增幅,这主要是因为作为美国人口增长主力的大量拉美移民及其后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造成的。人口素质增速的不断下降,虽然短期影响并不明显,但从长期看,势必影响到美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的竞争力。


  与美国相反,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从研发人员的数量来看,中国是全球研发人员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2000年,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的数量为547人,至2010年,已增至903人,增幅高达65%,是美国的约6倍。从绝对量上来说,2011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6300万人,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位。


  图为中美研发人员数量(每百万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四)中美历史背景差距甚大


  中国历史悠久,有5000多年的历史,因此具有更强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自豪感。而美国是一个新兴强国,同世界其它大国相比,美国历史最短,只有二百多年,但美国没有经历长时期的封建制度,历史包袱较小。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更多来自于共同的美国精神。


  1、美国历史包袱很小


  中美两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都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中国跨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但这种跳跃只是缩短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没有完全超越资本主义,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则是独立战争的产物,而非通过反封建战争产生,因此美国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其民主制很少受到传统旧势力的干扰,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2、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中国少有外来移民


  中国少有外来移民,而美国除了几十万印第安人以外,其它都是外国移民。1700年,美国土著人口、白种人口、黑种人口的数量分别为75、22、3万人,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5%,到美国独立战争时,这三种人口的数量变为33、788、177万人,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7%,直到今天美国还靠大量移民来保持着人口较高速的增长,近年来美国每年约增加100多万人的移民。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发展功不可没,早期欧洲众多的白人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移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劳动力,二战时的科学家移民极大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等等。


  3、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稳定较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一度落后又奋起直追


  美国政局稳定,自南北战争结束后,从未在美国本土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给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建国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保持一个稳定的较高速度,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前,美国经济一直保持了每年平均3.5%的高速增长。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过英国跃居到第一位。二战后,美国经济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始终占据世界榜首。


  中国近代饱受战火困扰,民族不独立,工业化程度低,经济发展一度落后,直到建国后情况才有所好转,至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8世纪末前,中国拥有全球性市场,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等热销世界各地,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1820年,中国GDP为2290亿国际元(以1990年购买力平价计价),居世界第一位,是美国的17倍多。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不断下滑,而美国因为工业革命的兴起,迅速赶超中国。20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输入,中国经济有所回暖,但二战期间,受战争影响,中国损失惨重,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才回复至战前水平,但同美国相比,已差距甚远。1950年,中国的GDP为240十亿1990国际元,仅为美国的16%。此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中美差距不断缩小。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升至美国的一半。


  图为1820-1973中美经济增长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


  二、发展现状:中国整体落后,但正迅速追赶


  比较中美两国的发展现状,无论是在经济总量、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发展等硬实力方面,还是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以及知识创新等软实力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但亦不乏亮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工业规模全球领先;二是基础设施较新,质量更高;三是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撑,经常账户长期顺差;四是财政赤字率和公共债务率低于美国。总体来看,尽管美国在软硬实力多方面仍领先中国,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中美差距正在缩小。


  (一)经济发展水平


  中美经济总量高,差距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开始缩小。从规模看,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较大,1960-2006年间,中美GDP规模之差呈现逐步扩大之势,2006年两国GDP差距高达11.1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则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两国GDP差距开始逐步缩小。2015年美国GDP总量达到约18万亿美元(现价),中国GDP总量达到约1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从占比看,改革开放前,中国GDP占美国比重较低,总体位于7%-10%之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GDP占美国比重逐年攀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是呈现“指数式”上升趋势。2015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约为61%。


  图为中美GDP总量 单位:亿美元(现价)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中国经济增速高于美国。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美经济增速之差一度高达10个百分点以上。此后我国经济增速波动较为剧烈,中美经济增速差始终处于“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变化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美经济增速差高达12.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增速开始换挡并进入“中高速”阶段。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为1.6%,中国GDP增速为6.7%。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而美国经济增速相对平稳,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差距正在不断减小。


  图为中美GDP增速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中国人均GDP较低,美国人均GDP较高。由于人口基数较高,中国人均GDP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美国人均GDP(现价)为56115美元,中国人均GDP为8027美元。然而,从占比看,1960-2015年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不断攀升。2015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达到14.31%,相较于1960年的2.98%提高了近5倍。


  图为中美人均 GDP单位:左轴为美元(现价)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中国居民人均年收入较低,美国居民人均收入较高。与人均GDP类似,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不仅与美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4年美国人均年收入(现价)为46850美元,中国人均年收入为6419美元。然而,从占比看,1960-2014年间,中国居民人均年收入占美国比重不断攀升,这一趋势在2005年以后尤为明显。截止2014年,中国居民人均年收入占美国比重达到13.7%,相较于1960年的2.2%提高了6.2倍。


  图为中美居民人均年收入 单位:左轴单位为美元/年(现价),比重为右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时间为2014年


  (二)经济发展结构


  “美国服务,中国制造”。一直以来,美国的服务业占比在三大产业中处于最高水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占比一直高达70%以上。2015年美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依次为1.3%、20.7%和78%,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租金和租赁业服务业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依赖高投资发展本国制造业,形成一种资本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出口产品也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为主,附加值较低。中国的工业占GDP比重自70年代以来一直是三大产业中最高的,同时也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直至2012年,中国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了工业占比,2015年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是8.9%、40.9%和50.2%。


  图为2015年中美经济结构


  美国消费主导,中国投资主导。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比重相对偏低,2015年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9.9%,尽管较2014年提高了10.1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美国的69.1%。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高储蓄带来的高投资、源源不断的外资以及巨额的出口拉动。中国的投资比重一直高于其他各主要经济体,2015年中国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42.6%,而美国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仅27.6%。中国是贸易顺差大国,然而2015年中国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2.5%,较2014年下降近7%。尽管进出口增速下降,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出口增速仍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市场份额稳中有升,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历来表现为贸易赤字,2015年美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3.3%。


  图为中美城镇化率 单位:%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美国城镇化水平高于中国。总体看,中美城镇化水平均出现逐年提高态势,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快了城镇化步伐,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6.4%上升到2015年的55.6%,且高于世界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1990-2015年间,美国城镇化率上升较慢,由73.5%上升到81.6%,上升幅度仅为8.1%,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三)工业发展水平


  中国工业规模居世界首位,领先美国。2014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达44176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工业占GDP比重达42.6%,而201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仅31548亿美元,工业占GDP比重为20.7%。2014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为37133亿美元,占GDP比重达35.9%,而2014年美国制造业产值为18773亿美元,占GDP比重仅12.3%。


  中美钢铁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粗钢产量远高于美国。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为80380万吨,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产钢量的49.6%。同期美国粗钢产量为7880万吨,仅次于中国、日本和印度,列世界第四位,仅占世界总产钢量的4.9%,相当于中国粗钢产量的9.8%,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图为2014年中美工业和制造业占GDP比重 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中美汽车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居世界首位。中国2015年以2450万辆的汽车产量稳居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相比其他国家具有绝对的优势,是第二位美国的两倍。与2014年相比,中国汽车产量持续增长,不过增幅有所放缓,同比攀升3.3%。美国2015年汽车产量同比上涨3.8%至1210万辆,产量仅为中国的一半。


图为2015年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产量与增长率 单位:左轴单位为万辆,右轴单位为%,数据来源: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


  中美航天工业居世界前列,中国领先美国。2015年中国航天轨道发射次数为19次,成功19次,失败0次,位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美国航天发射次数为20次,高于中国1次,但其失败2次,成功18次,列世界第三位。



  (四)农业发展水平


  中国为农业大国,粮食总产量高于美国,但农业人均产出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为6.2亿吨,主要农作物包括甘蔗、甜菜、谷物(稻谷、小麦、玉米)、花生和黄红麻,2015年的单位产量分别为73121千克/公顷、58680千克/公顷、5983千克/公顷、3561千克/公顷和3945千克/公顷。2015年美国粮食产量为5.2亿吨,美国的农产品种类与中国不同,主要以玉米和小麦为主,其中玉米约占总产量的80%,小麦约占总产量的10%。比较人均产量,2014年中国农业的人均产量约为4437公斤,美国农业的人均产量约为155588公斤,美国农业的人均产量是中国农业人均产量的35.06倍,表明中美农业发展的差距仍然较大。


  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较为落后,美国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生产效率较高。中国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为主,大部分农村地区采用相对落后的家庭生产方式,虽然在部分区域特别在新疆、内蒙等地存在规模较大的国营农场,但其生产效率较低,经营效果不佳。美国农业生产以家庭农场为主,2014年美国农场总数约为200万个,其中家庭农场约占农场总数的87%,合伙农场占10%,公司农场占3%。同时,每个农场的土地规模为200公顷左右,全国农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率不足2%,农业生产经营效率较高。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相对薄弱,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库、道路、山川河流改造等,农业生产的设备及生产环境改造投入量较低。截止2015年底,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科技研发投入总额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不足1%。与之相对应的是,2015年美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约为1.5%,农业技术研发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约为2.8%。由此可见,我国在农业投入方面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五)基础设施


  美国公路网密度显著高于中国,但中国高速公路里程数高于美国。2015年中国的公路网总里程达457.7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11.34万公里,公路密度47.6公里/百平方公里,比上年末提高1.18公里/百平方公里,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高收入国家水平。2015年美国的公路网总里程达671.6万公里,高于中国,其公路网密度为69.8公里/百平方公里,约是中国的1.5倍。2015年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为12.3万公里,略高于美国的10万公里。


  中国铁路规模和密度均低于美国,但高速铁路尤为发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铁路总里程仅为49940公里,但在随后的30多年里,中国铁路里程不断上升,2014年中国铁路网不计复线里程为6.70万公里(为便于各国比较,此数据为世行WDI使用口径,若使用我国的营业里程口径,则超过11万公里)。2014年,美国铁路网总里程高达22.8万公里,位列世界第一。然而,中国高铁运营较为发达,2015年高铁营业里程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运营里程的一半左右。不过,中国铁路网密度却很低,2014年仅0.69公里/百平方公里,远低于美国的2.4公里/百平方公里,并且更大幅低于各发达国家。


  图为1980-2014年中美铁路网总里程 单位:千米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中国航空客运量不及美国。2015年全球航空客运量为34.4亿人次,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运输量达4.36亿人次,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约占世界总量的12.6%。美国同期为7.98亿人次,位列世界第一。尽管近年来我国民用航空快速发展,客运量已达世界第二,但从人均来看,仍然很低。2015年我国人均旅客运输量仅为0.32人次,仅为世界平均0.47人次的68%左右,与发达国家1.76次相距甚远,美国人均年飞行次数达到2.39次。


  中国总发电量高于美国,但人均耗电量大幅低于美国。2015年中国总发电量为58100亿千瓦时,人均耗电量为4225千瓦时/人,美国2015年总发电量为43030亿千瓦时,人均耗电量13405千瓦时/人,反映美国人均的电力基础设施条件大幅优于中国。


  中国通讯水平不及美国。通讯水平用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使用量来衡量,2014年中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量为93.2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98.6部,但低于各主要发达国家。而同期美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量高达117.6部,高于中国。


  (六)金融实力


  中国的金融业规模与美国接近,经济货币化率高于美国。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来看,2014年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为7.2%,2016年为8.3%,而美国2014年金融业占GDP比重为7.2%,总体而言两国金融规模占比较为接近。同时,中国经济货币化率显著高于美国。2016年中国M2占GDP的比重为208%,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列世界第四,并且显著高于113%的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同期仅为79%。中国M2占GDP比重较高可能与三方面原因有关:一是由中国的高储蓄现状和经济高速发展期内货币信贷需求量庞大所决定;二是由于长期以表内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造成货币乘数较大;三是由于长期存在的贸易顺差导致投放的基础货币较高。不过,近年来中国M2增长率有下降趋势,2016年中国M2年增长率降至11.3%。


  图为2016年中美金融深化程度与经济货币化率 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注: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为2016年的数据,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为2014年,M2占GDP比重为2016年的数据


  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仍滞后于美国,但两者的差距不断缩小。信贷市场方面,2015年中国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为194%,而同期美国为236%,这表明美国的间接融资水平高于中国。股票市场方面,1993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规模一直低于美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经济景气程度降低,导致资本市场出现明显衰退。中国股票交易额占GDP比重在近几年波动较大,从2011年开始国内资本市场有所萎缩,2012年股票交易额占GDP比重更是降至58.7%,随后有所恢复。2015年美国股票交易而占GDP比重为229.5%,而中国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越美国,高达357%。保险市场方面,2015年中国保费收入占GDP比重为3.5%,而美国的保费收入占GDP比重高达9.2%,中美保险业的发展程度仍存在较大差距。


  图为2015年中美三大金融行业的发展 单位:%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wind数据库

  注:美国保费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2012的数据,其余为2015年数据


  中国的国际储备居世界之首。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外流以及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三季度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呈现逐年下滑态势,2016年末中国的国际储备(包括黄金)达30105亿美元,但居于世界首位。2015年末美国的国际储备为1065亿美元,与中国的差距较大。


  中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美国吸收外资多于中国。中国过去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顺差,201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3306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71%。与之不同的是,美国持续存在经常账户逆差现象,2015年美国经常账户出现3895亿美元逆差,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为-2.34%。同时,2015年中国FDI净流入额为-194亿美元,占GDP比重达-0.2%,而同期美国为4098亿美元,占GDP比重达2.47%。


  (七)财政实力


  中国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总量均不及美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略高于美国。2015年,中国财政收入为23001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5.8%,而同期美国财政收入为5733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1.9%。2015年,中国税收收入为18813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1.1%,而同期美国税收收入为3629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0.0%。


  图为2015年中美财政税收收入 图2.122015年中美财政税收收入占比

  单位:财政税收收入为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美国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 中国财政、税收收入均按2015年的平均汇率换算成亿美元


  中国财政赤字水平低于美国。一直以来,中国财政赤字率并不高,2000-2015年间的财政赤字率均值仅为1.6%,2015年财政赤字率为2.3%,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较大。而美国长期存在财政赤字问题,2015年财政赤字率为2.6%,高于中国。


  中国公共债务率大幅低于美国。截至2015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中国政府债务率为38.9%,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同期美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达74.1%,远高于中国。


  (八)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空气质量均较差,PM2.5浓度和暴露率均高于美国。PM2.5暴露率为生活中暴露于PM2.5超过WHO规定的标准值的人口比重。2015年中国年均PM2.5浓度达57.2微克/立方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3微克/立方米,美国则为8.3微克/立方米。2015年中国PM2.5暴露率为100%,美国则为8.6%。



  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美国,但单位GDP碳排放量较高。2015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66吨,而同期美国仅为17.09吨。2015年中国每一单位GDP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62千克,而美国为0.55千克。此外,中国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表明过去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伴随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中国人均能源消耗不及美国,但单位GDP能耗高于美国。中国经济增长比较依赖于能源消耗。2013年中国人均能耗达2226.3千克石油当量,2014年单位GDP能耗达175.3千克石油当量/千美元,能耗水平在主要国家中仅次于俄罗斯和南非。2014年,美国的人均能耗为6917.4千克石油当量,2015年单位GDP能耗仅128.8千克石油当量/千美元。


  (九)教育与医疗


  中国在基础教育水平上与美国较为接近,但高等教育与美国差距较大。对比分析中美的小学、中学和高等院校的总入学率可知,中国各个阶段的入学率与美国较为接近。2014年中国的小学总入学率为103.8%,位居世界前列,而美国同期为98.7%,相差5.1个百分点;中国的中学入学率为86.5%,美国为91%,相差3.5个百分点;中国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入学率分别是37.5%和91%,相差高达53.5个百分点。而识字率是反映基础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2014年中国15岁以上识字率达到96.4%,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美国则高达99%,基本消除了文盲。


  图为中美2014年教育水平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美国数据来自《2015年教育状况报告》


  美国的医疗投入远高于中国,中美两国基础医疗水平较为接近。2013年中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57%,落后于世界9.94%的平均水平,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其中美国2013年医疗支出占GDP比重高达17.1%,位列世界第二,这反映中国的医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医疗条件来看,2015年中国每万人病床数达到51张,2011年美国每万人仅拥有29张病床;2015中国每万人医师数量为22.1人,而2012年美国为24.5人。


  (十)劳动力


  美国人口增长率高于中国。上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人口增长率总体呈现逐年均递减趋势。在1963-1972年间,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美国约1.5个百分点。此后,中国人口增长率开始逐年下降,并低于美国,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致。2015年美国人口增长率为0.78%,而中国仅0.51%,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


  中美两国均面临人口老龄化,美国更加严重。2015年,中国和美国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16.5%和18.9%,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是73.1%和66.2%,65岁以上(含)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10.5%和14.8%。数据表明,中美两国均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问题,且美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低于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则高于中国。


  图为2015年中美人口结构 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美国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劳动力参与率是指年龄在15岁以上(含)的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比率,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为71.4%,居于世界前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3.5%,并且显著高于美国同期的62.4%。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总体呈现下滑态势。


  中国工资水平均较低,大幅低于美国。2015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税前平均年收入为62029元,约合9960美元。根据OECD统计数据,2014年美国的雇员年税前工资收入水平为58714美元,约为中国的6倍,这主要由于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美国、产业结构为劳动密集型、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等原因所致。


  (十一)知识经济与创新


  中国研发投入不及美国,人均产出效率远落后于美国。2015年中国R&D为2275亿美元,全球排名第2位,占GDP比重为2.07%,而美国2012年的R&D为4367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位,占GDP比重为2.81%。2015年中国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为375.9万人/年,平均每万人科研人员为27.3人,而美国2012年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为126.2万人/年,平均每万人研究人员为40.2人;2014年中国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为1.29份,而美国为8.03份;2016年中国高技术出口额达6038亿美元,而2016年美国高技术出口额为3457亿美元。


  图为中美知识经济与创新 单位:R&D经费支出对应左轴,单位为亿美元,R&D人员全时当量对应右轴,单位为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三、政策分析:特朗普新政对中国挑战较大


  美国建国之后,依托来自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广袤大陆上建立了完善的政治体制,并形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美国经济体制的内核,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政府的边界也会相应扩大,比如1929-1933年的大危机时期、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之后。总体来看,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演进态势,并由此塑造了美国的经济模式。


  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则由“治水”传统和儒家理念形成了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建国之后,中国借鉴了苏联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初步形成了完善的工业体系,但市场始终处于被压制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边界逐渐后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并完善,特别是十八届三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美国历任总统的执政思路


  1、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该思潮主张摒除政府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认为自由贸易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从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早期,经济自由主义都盛行于美国,并形成了政府监管少、自由度高、更强调效率、发挥个人主动性、鼓励首创精神的经济模式。


  一战之后,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经历了空前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之后,1929年大萧条爆发,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遭受重创,并激化了各种矛盾,引发了随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摩擦,为二战爆发埋下了伏笔。在此期间,罗斯福总统“新政”首创了运用政府“有形之手”克服衰退、振兴经济的成功经验,凯恩斯主义由此开始影响美国的经济体制。


  二战之后,杜鲁门总统继承了战前罗斯福总统“新政”的衣钵,向国会提出了包括扩大开发自然资源、扩大公共住宅计划、实行国民健康保险、制定充分就业法等内容的“二十一点”内政咨文。在这份经济纲领的指导下,美国政府把许多军工企业转向民用生产,把部分国营企业和运输设备廉价出售给私人,使得公众固定资本投资迅速增加,再加之居民消费需求迅速增长以及世界各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增加,美国顺利实现了以民用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美国还利用它的霸权地位,主导建立了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前身),形成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引领资本主义各国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2、里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回潮


  197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断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带来了棘手的滞胀难题。滞胀的产生,同美国战后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密不可分:一方面,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债务不断扩大,货币超量发行,为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另一方面,投资和信贷的增加,刺激了社会需求,鼓励了超前消费,破坏了经济危机使生产与市场暂时恢复平衡的机制,使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状态被掩盖起来。这些负面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与某种突发性事件(如石油危机、经济危机等)相结合,必然会引发“滞胀”。


  为拯救美国经济,1981年上台的里根一反凯恩斯主义传统,结合供给学派、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形成了“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包括限制政府干预、紧缩政府开支;实行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紧缩货币政策,推行公平贸易;发展民营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等等。里根经济学,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一样,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回潮,并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效仿。


  通过推行这些政策,里根经济学成功引导美国走出了滞胀危机,被称为罗斯福新政以来“第二次美国革命”。困扰美国多年的高通胀率、高失业率以及能源危机得到了及时缓解,经济结构得到有效优化,经济活力也很大程度上被释放。里根经济学为保障长期经济增长构建了良好的制度框架,为美国稳固其世界霸主地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继任的老布什总统虽然在军事、外交领域表现活跃,但在经济政策上乏善可陈,其上台后基本上沿袭了里根政府的衣钵,因而被视为“没有里根的里根政策”。


  图为历任美国总统的执政思路(1) 资料来源: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3、克林顿:“第三条道路”


  克林顿1992年参选美国总统时,面临的是高赤字、高失业等状况,因此他提出了“问题在经济,笨蛋”的竞选口号。他上任之后,并没有走传统民主党的自由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中间道路,提出了“新民主党”政治,在继承民主党传统基本价值前提下,吸收共和党的某些主张,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融合在一起。


  在政府定位上,他放弃了扩大政府职能的传统民主党政策,而寻求对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即把“大政府”变成“有能力的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由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战略重心转向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稳定和适度增长;在刺激经济方法上,由鼓励消费转向鼓励投资,从民主党传统的重需求转向重供给,实施着眼于未来的投资政策,强调人力资源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科学技术的投资等,以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克林顿一改民主党传统的“减税增支”做法,实行增税节支政策,以实现平衡预算。尤其第二个任期后,克林顿把削减预算赤字作为中心内容,但也向共和党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接受共和党国会提出的节支减税并举的7年平衡预算计划,实行小规模减税;金融政策上,克林顿一改凯恩斯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作为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改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主要工具。


  克林顿任期内,美国经济实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增长周期,被称为“新经济”。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从政策角度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一是财政约束,以有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投资;二是投资于教育、医疗保险和科技,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三是打开国外市场,以使美国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参与海外竞争。这些政策为新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基础条件。


  4、小布什政府:混合型经济政策


  小布什政府奉行的是“混合型”的经济政策(即结合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为了应对上任伊始“互联网泡沫”引发的经济危机,布什寄希望于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概念,即通过政府强干预来刺激经济,并且通过与前几任总统类似的大减税政策来缩减政府开支。不过,布什政府也推行自由经济的理念,让市场自由分配资源,发挥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布什致力于放松企业的管制,打击市场垄断,创造有利于竞争的市场经济,将自由经济的理念注入到对外贸易以及金融业,致使华尔街在其任内空前繁荣,这也为任期末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2006年以前,小布什政府使美国经济成功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增长的阶段。非农就业数据持续攀升,失业率也成功被控制,双高的赤字使得弱势美元成了必然的选择。不过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让布什政府晚节不保。虽然有国际因素,但低利率政策导致的房地产的虚假繁荣难辞其咎,外债上升导致的美国经济失衡也成为诱因之一。


  5、奥巴马政府:凯恩斯主义归来


  在金融危机中高举“改变”口号的奥巴马总统,推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经济哲学。奥巴马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相近之处,他直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以防止美国经济过大幅度的衰退。200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奥巴马就提出了总额为78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奥巴马经济政策的转型,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还推行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通过了史上最严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推行“出口倍增”计划,并通过TPP来重返亚太;推行清洁能源计划,减少原油进口;在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区间之后,实施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总之,虽然美国经济遭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兴国家经济崛起的双重打击,但奥巴马政府的这些措施确实稳住了美国经济的阵脚。在欧洲、日本等国家尚未走出衰退的阴影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并于2015年12月首次加息,走上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


  图为历任美国总统的执政思路(2) 资料来源: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二)美国两党执政思路的异同


  战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经济政策都有其自身的传统与特点,基本核心价值并不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不过,70年代以后两党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出现了一些偏离本党一贯执政思路的现象。


  1、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不同核心价值


  民主党主要信奉凯恩斯主义,在财政政策上反对传统的收支均衡政策,主张扩张性的财政刺激,通过联邦政府的减税增支政策扩大整体需求。在货币政策上,民主党总体主张宽松的货币而并不看重稳定物价的目标。在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中总体偏向于需求侧的发展,普遍将更多重心放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近几任总统中,克林顿强调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新凯恩斯主义。奥巴马更是在金融危机的烂摊子下大力推行政府干预,偏向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经济哲学,基本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框架。


  相反,共和党总体信奉保守主义的经济思想,强调财政上的总体平衡。货币政策方面强调稳定物价,压低通胀,偏好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民主党不同,共和党总统在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中注重供给而轻需求。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对失业并不十分重视,以至于共和党时期美国整体的失业率都偏高。共和党总统普遍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主张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任内保守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如里根经济复兴计划包含了减税、降低联邦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及控制货币增长率等大量保守主义内容。1988年老布什上台后基本上沿袭了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其经济政策常被看成是“没有里根的里根政策”。小布什也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在家庭和个人,并不在于政府,低税,贸易开放的国家比集权式且税负重的国家更容易积累财富。



  2、两党政策的趋同与融合


  从近几十年的演变来看,两党政府政策并不是那么绝对地泾渭分明。面对不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近20年来两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势。比如里根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想不仅被同为共和党的老布什以及儿子小布什所继承,对90年代民主党的克林顿也有较大影响。1992年当选时,面临高赤字、高失业,克林顿并没有走传统民主党的自由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中间道路,提出了“新民主党”政治,在继承民主党传统基本价值前提下,吸收共和党的某些主张,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融合在一起。


  除此以外,共和党总统小布什也吸取了部分凯恩斯的精神。为对付经济急剧减速,布什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反危机”的理念,通过政府干预刺激经济。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减税增加消费者开支和企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两党的经济政策差异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并不那么明显,更多时候是一种左右偏离,但是两党基本的核心思想依旧维持不变。


  (三)特朗普新政的分析与展望


  1、实用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政策


  虽然奥巴马政府使美国经济快速走出危机,但其一系列政策也导致了贫富分化加剧、就业岗位流失、经济活力下降等问题。2016年,商人出身、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政”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放松金融管制等。


  一是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全面减税。其减税主张包括:对收入少于25000美元的个人与少于50000美元的夫妇不征收联邦所得税;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9.6%降低到33%,所得税累进档从7个简化为3个,分别是12%、25%和33%;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废除遗产税,一次性遣返企业海外资产所得税等。另一方面是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新政府未来十年内将实施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2月28日,特朗普在国会作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演讲时重申,要实现美国基建的1万亿美元投资,并创造数百万的新工作机会。计划的重点包括道路、桥梁、隧道、机场和铁路,资金将来自公共以及民间部门。这一行动将以两个核心原则作为指导:购买美国商品,雇佣美国人。


  二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主张用“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即美国需要从贸易伙伴国获取相应的利益,才能继续向该贸易伙伴国开放相应的市场。在外贸方面,特朗普已签署命令退出TPP、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重新谈判、拟征收35%的边境税、试图绕开WTO对贸易伙伴进行单边贸易制裁等。在汇率方面,特朗普不断口头干预美元汇率,主张弱势美元以促进出口,并主张以汇率操纵为名对贸易伙伴进行威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逻辑难以自洽。在美国通胀率走高且未来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背景下,美联储将加快加息进程,从而会推高美元指数,使特朗普希望以弱势美元带动出口、吸引制造业回流的主张难以实现。


  三是放松金融监管。2010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一法案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苛的金融业立法。自生效以来,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金融业的透明度、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有不同程度改善,但也存在着对金融业过度监管且监管成本过高之嫌。特朗普认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是该法案束缚了金融机构的手脚,增加了融资成本,遏制了投资与消费。因此,上任后不久即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在120天内给出修订建议。


  图为特朗普的主要政策 资料来源: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不过,特朗普要完全实施其经济政策纲领并不会一帆风顺。就像之前发布的“禁穆令”就因各路反对声而威信扫地、新医保草案因为没有争取到多数票支持而被迫流产一样,他要一意推行以美国利益优先的经济政策,固然会受到众多蓝领阶层的欢迎和支持,但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秩序都将使其政策实施不会平顺。虽然特朗普作为成功的商人谙熟于从公平交换中达到双赢的商业模式,但他一再强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所有政策均以美国利益至上,这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做法同样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和反感。


  2、“特朗普新政”的可行性分析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在于传统的共和党政策加上民主党的财政刺激。作为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并未偏离保守主义思想的基调。其延续了里根和小布什的减税、缩减开支、减少政府管制的核心思想。此外,随着特朗普要求美国制造业回归本土,其主张推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像布什一样,打破市场垄断以及管制,激发有优势的制造业创新的活力。金融政策方面,特朗普主张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反映其将自由经济理念注入金融业以及对外贸易的趋势。另外,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抬头,预计特朗普会延续共和党一贯的紧缩货币政策,将稳定物价作为执政的主要目标。不过,特朗普大力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倒是与共和党提倡的“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驰,反而是汲取了民主党凯恩斯主义的思想。


  特朗普的政策主张过于大胆且偏重实用主义,存在较多似是而非且自相矛盾之处。同时,由于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制衡,预计新政全面落地的可行性不高。


  首先,财政扩张政策落地的难度较大。根据美国税收基金会的测算,如果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得以全部实施,任期内将使美国的联邦税收减少4.4-5.9万亿美元,从而将大幅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但在增加财政赤字问题上,特朗普将面临重重阻力。一方面,在美国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明显压力的背景下,美国当前的赤字率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2016年美国财政赤字出现了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上升),另一方面,共和党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的态度并不积极,美国国会数十年来形成的支持财政纪律的机制也可能对特朗普形成制约。预计最终能够实施的财政刺激方案将会大打折扣。


  其次,贸易保护政策将趋于温和。作为一名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视实际利益和美国本土利益,轻视意识形态和全球责任,敢于打破思维定式并且不按传统套路出牌。全球已经见识了他退出TPP、重新谈判NAFTA的雷霆手段,但这种“公平”贸易的政策也会导致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大幅增加。考虑到商人的逐利本能,预计特朗普应不会采取过于强硬的惩罚性措施,而会以此为筹码,换取对方的利益让渡,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特朗普的态度软化,不排除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签订新的广场协议,由各国配合美国维持美元的弱势局面。


  最后,放松金融监管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小。特朗普将过多的监管理解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制,并宣称要砍掉75%甚至更多的监管规定,是其保守思想的集中外化表现,也是顺应时势而为的自然反应。在美国已经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且金融政策逐渐正常化的背景下,市场不再向政府寻求更多的保护,而是趋于向市场寻求公平发展和交易机会,重返市场交易梗阻更少、监管和行政干预更少的效率模式。特朗普关于放松金融监管的主张有望得到包括普通民众和华尔街精英在内的普遍支持,因此,预计此项政策面临的阻力最小,近来金融股的大涨即是对这一政策的乐观预期。


  3、“特朗普新政”的影响


  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政策可能在中短期实现美国经济动力切换,由依赖消费转向投资和制造业,并加快美国经济增速和物价上升幅度,推动美联储更快加息。


  特朗普在竞选中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他的所有施政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促就业、振经济的目标。首先,如果特朗普能够实现减税,将明显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加快国际资本向美国回流并增加消费支出,为美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其次,去监管政策将会提升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据估计,像高盛、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投资银行业务占比较高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业务收入至少增长10%以上,再考虑到监管成本的减少,未来银行业利润增速有望超过10%;最后,贸易保护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虽然会在短期内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但是以进口价格的上升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的,如果招致对方的报复,很有可能两败俱伤。


  尽管特朗普比较特立独行,但是其执政的大框架并没有脱离共和党理念太多:历史上共和党执政一般都会出现减税刺激经济,带动投资,从而有利于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当前,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促使能源、汽车、基建等加快投资,再加上强劲的房地产销售可能再次带动房地产投资。美国经济在接近美联储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望进一步加快美国制造业好转,物价压力加快上升,我们预计美联储2017-2019年将加息6-10次。


  从全球视角看,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叠加美国加息周期,将使未来三年全球经济的运行不同于过往,全球可能进入一个强美元、金融动荡加剧、通胀中枢上移的时代。另外,全球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可能随着美国加息回归正常,而财政政策(尤其是减税)则随美国的财政扩张而扩张。两者的并存使得全球金融波动程度大幅提高。


  首先,美国加息将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概率加大。历史来看,美国强加息周期,全球发生金融危机概率显著上升。此轮美国金融强加息周期,则风险可能还是在某些外债比较高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拉美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其次,逆全球化的一个后果可能是类滞胀。经济方面,国际分工的收缩与贸易摩擦的加大等不利于经济增长;通胀方面,美国制造业回流令全球生产成本更高,贸易保护与关税增加商品价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增加劳动力成本等。最后,全球宏观政策或由货币政策切换为财政政策。美联储加息周期将会促使全球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并导致全球流动性出现拐点,而美国对企业、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则会加大各国的税收竞争,主要经济体将被迫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从中国方面看,特朗普新政带来的挑战较大。首先,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如果美国保护主义增强,中国出口有可能会受到冲击,拖累经济增长。贸易下降会导致经常账户恶化,加大汇率贬值压力;其次,美国通过产业保护政策和奖励措施鼓励国内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将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和投资;第三,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如果选择跟随,将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如果选择独立,则会面临资本流出和汇率贬值压力。当然,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的影响不完全是负面的,也存在一些机遇。比如,美国削弱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决TPP,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有机会加强,有助于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而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倾向,也会使中美之间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四、竞争合作:中美局部性竞争将成为常态,而全局性合作有望成为主旋律


  中国与美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前两大经济体,彼此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甚至世界安全之锚,双方关系的巩固与发展,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福祉,而且是事关世界和平发展。目前,美国与中国分别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随着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双方的局部性竞争将是常态,但全局性合作有望成为主旋律。


  (一)中美局部性竞争是常态


  随着中美经济的发展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彼此之间的局部性竞争将成为常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局部贸易摩擦将会增多,但中美不会爆发大规模贸易战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纺织品、化工原料、家具和农产品、洗衣机、钢材等多个领域,并呈现不断扩大之势。根据WTO规则,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是三大贸易救济措施。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反倾销是美国最常用的方式,而反补贴已经成为美国的滥用工具。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遭遇来自2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91起,反补贴19起,保障措施9起,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分别上升36.8%和76%。同期,来自美国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增速上来看,都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2016年美国对华发起20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同比增长81.1%,其中,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11起,反补贴调查9起;涉案金额达37亿美元,同比增长131%。


  需要说明的是,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尚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根据WTO规则,如果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来计算所谓的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国的原始数据。随着双方经贸往来不断深化以及中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中美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加剧,但主要会集中在局部产品领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贸易战争。


  2、人民币影响力将会提升,但美元霸主地位短期难以改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世界大国及区域性组织之间的必争之地。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以及人民币加入SDR新货币篮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促进国际货币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016年9月30日,IMF宣布纳入人民币的SDR新货币篮子于10月1日正式生效。新的SDR货币篮子包含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5种货币,权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1元对应的货币数量分别为0.58252美元、0.38671欧元、1.0174人民币、11.900日元和0.085946英镑。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进入SDR货币篮子,表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正在提高,有助于改善以往单纯以发达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格局,增强SDR本身的代表性、稳定性和吸引力,对中国和世界是双赢的结果。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受美国经济实力、美元计价货币惯性、美元资产价值相对稳定性等方面因素影响,美元的霸主地位短期难以改变。但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以及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国际市场将会增强对人民币的认可度,助推人民币在对外贸易计价货币、国际金融交易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等方式实现突破,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货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合理、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3、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将与中国制造2025争夺制高点


  新一轮工业革命蓄势待发,并将改变全球产业发展态势和竞争格局,主要大国特别是中美都加紧排兵布阵,相继推出各自新的产业发展计划,力争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台了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新一代机器人”及“制造业创新网络”等高端制造战略布局,在创新基础上不断提升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领导权,并牢牢掌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迄今为止,已经启动了近十个中心,涵盖当今世界前沿性高端制造技术,如3D打印、数字化制造、先进复合材料制造、集成光电子制造、智能制造、清洁能源制造等。高端制造一定程度弥补了美国劳力成本高的比较劣势,加之能源成本下降,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回归,谷歌、苹果、微软、摩托罗拉等公司已经将其部分业务回迁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通过增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加快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使中国到2025年跻身制造强国行列。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中国将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五项重大工程。未来十年,中国将重点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扩大,积极抢占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


  4、美国开始转向双边规则,但中国积极维护多边国际规则


  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步履维艰,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时常受挫,致使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难度不断加大。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声称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或直接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取向来看,美国将从多边贸易安排转向双边贸易安排,推动国际规则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采取一对一谈判、差异化要价的方式,促使相关国家分别进一步作出让步,从而在规则制定方面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目前,美国的相关做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是多边国际规则的积极维护者,多次在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也贡献了中国智慧,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努力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由于中国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影响力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不匹配,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更多是做增量,即“修庙、建庙不拆庙”,倡导包容性、开放性和非排他性的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对外而言仅仅是一个柔性的倡议,并非硬性规则。中国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这意味着,只要对方愿意,任何国家或组织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而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二)中美全局性合作是主旋律


  当前,中美经济将进入全新的竞争和合作共生时代,双方经济相互依存度极高,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很大影响,任何一方改变交往条件都势必导致另一方做出回应。在连续博弈情况下,合作是唯一均衡解,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全局性合作是主旋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美贸易总体互补性强,未来将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近40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至2016年的5194.9亿美元,增长了200多倍。截至2016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愈益显现出来。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785.9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157.8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0%,提升0.2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628.1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1%,下降0.3个百分点;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3470.4亿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根源在于双方经济结构的差异,即美国工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20%左右,而中国工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高达40%左右;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0%左右,而中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50%左右。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目前,美国主要聚焦于研发、品牌、销售等附加值最好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日本、韩国主要聚焦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并在中国与东盟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这意味着,最终产品的“国籍”变得越来越模糊,中国仅仅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枢纽,一方面从东亚地区进口大量零部件,另一方面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


  未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要双方以积极合作的方式综合解决,即美国扩大出口,中国扩大进口。根据国际贸易的恒等式“净出口=出口-进口”,减少贸易不平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差国减少出口、逆差国减少进口;另一种是顺差国增加进口、逆差国增加出口。相对而言,前者会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即减少出口将会给顺差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减少进口将会降低逆差国的生活水平;后者会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增加进口会提高顺差国的生活水平,增加出口将会拉动逆差国的经济增长。


  2、中美产能合作空间巨大,中国对美国将保持对外投资逆差


  近年来,中美双向投资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底,双向投资累计超1700亿美元。其中,自2012年开始,年度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从而形成并将长期保持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和利用外资逆差并存的格局。


  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产能合作具有较大空间,相互投资具有较大潜力尚待挖掘。一方面,2017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白宫起草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支出计划,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拥有大量优质产能,可以积极参与美国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中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需要扩大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美国的优质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服务,特别是参与科技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助推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3、中美合作机制相对健全,未来将保持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


  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至今三十多年,尽管有摩擦、有分歧,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究其原因,双方现有的大量的对话沟通机制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的重要作用。迄今为止,中美之间建立的对话沟通机制已达90多个,涉及政治、军事、经贸、科技、环境等全方位各个领域。其中,政治领域的对话沟通机制主要有:首脑互访、首脑热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反恐磋商、金融反恐工作组磋商、人权对话、中美关系研讨会等;经贸、科技、环境领域的对话沟通机制主要有: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中美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中美双边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中美大气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中美科技政策论坛等。


  在中美整体关系中,经济贸易关系是压舱石和推进器。为促进中美之间经济贸易发展,双方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元首于2009年4月共同倡导建立的,就事关两国互惠合作及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磋商的战略对话机制。目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间建立的经济对话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为两国加深了解、扩大共识、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提供了独特平台。对话机制建立以来,中美不仅增进了政治互信,减少了战略误判,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而且促进经贸人文交流不断加深。未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形式和内容可能会出现变化,但基本方向不会改变。随着双方沟通交流的深化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增多,中国在巩固既有交流机制的基础上,或将建立一些新的机制或对话平台,从而保持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确保中美关系沿正确轨道前行。


  4、中美关系是世界稳定器,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持并巩固自身在全球中的地位,主导建立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主要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从而使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革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通过操纵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为其利益服务,以单边、强迫、片面的方式治理和领导世界;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把持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并拥有资金和科技优势,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经济金融风险不断加剧。


  近年来,以中国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体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投票权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承认不能单靠自身力量来处理全球事务,并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承担更多参与制定世界创新发展蓝图的重要责任。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与美国需要根据自身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不同,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责任共同体,携手处理国际或地区问题,推动各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增进各国政策协同效应,减少负面外溢影响,促进利益共赢联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经济包容性发展。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多次对德国、日本等国就经济贸易问题发表强硬表态,但对中国保持相对克制,并且中美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有力的竞争与合作伙伴,美国对中美关系高度重视。2017年2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并表示希望与中方发展建设性关系;2017年2月10日,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表示愿意努力拓展中美合作、发展惠及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双边关系,美国政府尊重“一个中国”政策。


  2017年3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加强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特朗普总统高度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联系,期待着尽早举行两国元首会晤,并有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为美中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确定方向。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不断增进美中相互了解,加强美中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2013年就明确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美国再次重申相关内容,说明双方共识增多,新型大国关系日趋成熟。


  2017年4月6-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访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美国新政府组建以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首次会晤,对巩固提升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长时间的会晤,双方高度评价中美关系取得的历史性进展,同意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从会晤的形式来看,特朗普总统之前已经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其他国家领导人,相对而言,中美元首会晤的气氛更加融洽,特朗普表达了更多的合作意愿和诚意。期间,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了特朗普外孙女和外孙演唱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三字经》和唐诗。这一方面说明,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已经成为美国必须尊重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和解决国际重大问题需要中美共同参与。


  从会晤的内容来看,尽管当前中美之间在贸易摩擦、市场准入等局部方面存在一定矛盾,在部分国际问题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中美元首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充分认可和积极响应,双方将在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共同办成一些大事。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伟目标,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目标与美国的发展目标并不必然是互斥的,而是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共同实现,其实现路径是加强双方经贸合作,包括促进中国与美国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从而强化政治互信、经贸互利,建设性管控分歧,携手推动全球和平发展。


  五、增长展望:中国有望在2025-2030年期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一)中国与美国未来增长的因素分析


  展望21世纪的上半叶(未来30多年),中国与美国仍将长期保持稳步增长,从而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中国与美国仍有较大可能继续保持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位置。为了量化分析中美两国到2050年的经济增长的情况,我们将从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人口、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入手进行讨论,并分别就基准、悲观与乐观三个情景对未来进行预测。


  1、人口增长


  总和生育率。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基本结束,并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算,2010年到201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相当于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5个孩子),而根据中国自己的调查数据,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随着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中国总和生育率呈现恢复性增长,根据中国人口规划,2020至203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目标是要达到1.8左右。未来总和生育率能否持续恢复,并向着2.1的可更替水平进发仍是未知数。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整体经历了从二战后的高生育率下行并随后保持稳定的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算,2010到2015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约在1.9左右,较2.1的可更替水平较为接近,由于近30年来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9附近,因此未来美国仍有较大概率保持现有的人口结构。


  图为中、美两国总和生育率:历史(左)/预测(右)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预设


  死亡率。从死亡率来看,中国在建国后死亡率一度高达两位数,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死亡率在不断下降。由于人口结构较为年轻,中国的整体死亡率目前已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近年来死亡率已出现上升势头。近年来美国的死亡率整体呈现较为稳定小幅下降的走势。从各年龄段的结构看,2015年,在15-55岁区间,中国的死亡率与美国几乎没有差距,在35-50岁区间的死亡率甚至略低于美国;但在15岁以下,以及55岁以上年龄组中的死亡率仍高于美国。展望未来,一方面中美两国老龄化程度上升,整体死亡率有上升趋势,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各年龄段的死亡率将呈现整体下移的趋势,尤其是60岁以上年龄组的死亡率下降空间更大。


  图为中、美两国各年龄段死亡率曲线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移民率。中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年的移民率大约在-0.5‰左右(每1000人中大约有0.5人对外移民,相当于每年共净流出70万人左右),近年来随着财富的增加,海外移民数量也有上升趋势。从年龄结构看,移民流出广泛分布在5-60岁之间。预计未来,在保持移民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将整体保持微弱的人口净流出状态。美国则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近年来每年的移民率大约在3‰左右(每1000人能吸引3人从海外移民进入,相当于每年净流入110万人左右)。历史上随着政策的调整,美国的移民率会有一定波动,但并不太剧烈,最低出现在1.5‰,最高则略高于6‰,但大部分时间会保持在2-4‰的区间内。随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其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将会加强,这有可能导致美国的移民率出现负向冲击(冲击时间取决于特朗普的任期,即4或8年),但由于其主要针对非法移民,冲击力度不会太大。从更长远来看,由于移民制度是体现美国精神的支柱之一,加之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也长期低于可更替水平,预计到2050年,美国仍将保持较为稳定的移民政策,移民率仍将保持在2-4‰区间内。


  图为中、美两国的移民率:历史与预测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2、资本积累


  资本存量。过去几十年来,得益于超高的投资率和较低的资本存量基数,中国的资本存量经历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资本存量增速达到12.1%,峰值则出现在2008-2011年的高速投资增长时期(一度超过16%)。2016年中国的资本存量约在72万亿美元,大约是GDP的6.1倍左右(1979年仅为1.8倍,意味着资本扩张长期快于GDP,资本产出比长期下降)。未来,随着中国投资率的回落以及越来越大的存量折旧,资本存量增长率将出现持续下行,但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源于相对其他国家较高的储蓄率)。相比之下,战后美国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则在不断下行过程中,已从战后重建时期的4%以上下降到近年来的1.5%附近,2016年美国的资本存量约在56万亿美元(已小于中国),大约是GDP的3.1倍(1979年为3.2倍,长期保持稳定)。预计未来,美国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将稳定保持在1-2%之间。


  图为中、美两国的资本存量 数据来源:PWT9.0,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测算


  折旧率。我们通过已有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形成数据,通过永续盘存法倒算出中美两国历年的折旧率。中国的历史折旧率经历了持续的下降过程,并在近年来持续稳定在2.3%左右,其原因可能在于新增资本质量的改善,以及与海外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相比之下,美国的历史折旧率却不断上升,已由70年代的2.3%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5.5%,其原因可能源于资本存量中无形资本(科技专利等)比重的增加。预计未来,随着中国的投资不断由基础设施转向高科技领域,折旧率可能也会追随美国的趋势出现小幅上升,而美国的折旧率则将保持稳定。


  图为中、美两国的折旧率(左)与资本收入占比(右) 数据来源:PWT9.0,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测算


  资本收入占比。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中美两国为完全竞争市场,并采用资本收入占比来替代资本产出弹性。从历史角度看,中美两国的资产收入占比均在逐步上升,中国由1979年的35.23%上升至2014年的43.28%,美国则由1979年的36.96%上升至2014年的39.99%。整体看,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上升速度要快于美国,这与中国资本的稀缺性(招商引资等活动)以及劳动力议价水平缺乏等微观原因有关。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增强,资本收入占比仍将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


  投资率(储蓄率)。中国历来享有超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这是中国资本存量高增长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40%以上,2011年还一度达到47.7%的峰值。未来,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储蓄率可能出现小幅下降,带动投资率有所下滑。相比之下,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投资率基本保持在20%的稳定区间,预计未来投资率仍将保持基本稳定。


  3、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


  采用求索洛剩余的方法,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并通过移动平均剔除产出缺口,得出中美两国长期潜在的TFP增长率(我们同时采用HP滤波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的结论较为接近),并据此作为对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走势作出假设的基础。从历史看,中国的潜在TFP增长率近十多年来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已从90年代的5%以上下降到近年来的2.4%左右。预计未来中国的潜在TFP将逐步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近年来的潜在TFP增速保持在1.1%左右,但较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仍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预计未来美国的长期潜在TFP增速仍将保持在0.5%到1.5%之间。


  图为中、美两国的投资率(左)与TFP五年移动平均增长率(右) 数据来源:PWT9.0,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测算


  (二)模型与情景假设


  基于以上从人口、资本和生产率三方面的预测分析,我们以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为不同的假设情景,分别以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移民率作为人口增长的外生变量,投资率、折旧率作为资本积累的外生变量,以及TFP增长率作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的外生变量,预测其余的经济指标(包括人口、适龄劳动力比率、老龄化率、经济增长率、人均GDP等)。并对中国与美国未来35年的经济增长分别假定了低、中、高三个情景,其情景假设具体如下表:





  (三)模型的测算结果


  经测算,预计中国在悲观、基准、乐观三种情景下,2050年实际GDP规模分别为2016年的3.14倍、3.75倍和4.43倍;2017-205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43%、4.96%和4.48%;2050年人均GDP水平分别是2016年的3.45倍、3.84倍和4.12倍;2017-205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71%、4.04%、4.25%。


  同样,预计美国在悲观、基准、乐观三种情景下,2050年实际GDP规模分别为2016年的1.69倍、1.88倍和2.02倍;2016-205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6%、1.87%和2.09%;2050年人均GDP水平分别是2015年的1.47倍、1.56倍和1.61倍;2016-205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14%、1.32%、1.42%。




  (四)不同计价标准下中国与美国经济规模的比较分析


  1、以2010年美元计价


  在以2010年美元计价的情况下(对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6.7703),预测中、美两国从2016年至2050年的实际GDP。预测结果如图5.1所示:


  从预测模型的结果来看,2050年中国悲观、基准、乐观情景对应的GDP分别从2016年的9.51万亿美元,增长至29.9万亿、35.6万亿和42.1万亿,而美国悲观、基准、乐观情景对应的GDP分别从2016年的16.9万亿美元,增长至28.5万亿、31.7万亿和34.1万亿。考虑两国均处于基准情景下(出现的概率较高),中国将于2034年超越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若两国均处于悲观情景下,则中国超越美国的将延后至2038年;若两国均处于乐观情景下,超越时间则为2035年。在对中国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乐观情景,美国悲观情景),中国将于2032年超越美国,而在对中国最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悲观情景,美国乐观情景),中国将无法超越美国。但由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依赖性,中美两国一个出现乐观,另一个出现悲观的可能性并不大。


  图为中、美两国实际GDP预测结果(2010年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测算结果


  2、以2015年美元计价


  在以2015年美元计价的情况下(对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6.2275),预测中、美两国从2016年至2050年的实际GDP。预测结果如图5.2所示:


  从预测模型的结果来看,2050年中国悲观、基准、乐观情景对应的GDP分别从2016年的11.7万亿美元,增长至36.9万亿、44.0万亿和52.0万亿,而美国悲观、基准、乐观情景对应的GDP分别从2016年的18.3万亿美元,增长至31.0万亿、34.4万亿和37.1万亿。考虑两国均处于基准情景下(出现的概率较高),中国将于2029年超越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若两国均处于悲观情景下,则中国超越美国的将延后至2030年;若两国均处于乐观情景下,超越时间也为2030年。在对中国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乐观情景,美国悲观情景),中国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而在对中国最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悲观情景,美国乐观情景),中国将于2034年超越美国,但在2049年会被美国反超。


  图为中、美两国实际GDP预测结果(2015年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测算结果


  3、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


  尽管未来30年中国GDP规模超越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但考虑到中国人口仍是美国的3.5倍左右,人均GDP较美国仍将存在较大差距。由于人均GDP主要衡量各体居民所能获得的社会福利,因此我们侧重于将货币的购买力因素纳入考量,故采用2011年美元计价的实际购买力平价作为衡量单位。预测结果如图5.3所示:


  从预测模型的结果来看,2050年中国悲观、基准、乐观情景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从2016年的1.44万美元,增长至4.96万、5.52万和5.92万美元,而美国悲观、基准、乐观情景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从2016年的5.31万美元,增长至7.82万、8.31万和8.56万美元。考虑两国均处于基准情景下(出现的概率较高),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66%,比2016年27%的差距显著缩小;若两国均处于乐观情景下,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63%;若两国均处于悲观情景下,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69%。在对中国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乐观情景,美国悲观情景),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76%;而在对中国最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悲观情景,美国乐观情景),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58%。


  图为中、美两国人均GDP预测结果(2011年PPP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测算结果


  (五)增长测算的结论


  通过从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人口、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入手,我们假设了悲观、基准和乐观三种情景下中美两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走势。其中,基准情景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也是我们预测的中值。而悲观、乐观则相当于是预测的上下限,作用是为了给出中美发展轨迹的一条“走廊”。


  下面,我们主要基于基准情景,给出预测图景的大致描绘。


  当以2015年美元计价时(对应的人民币汇率为6.2275,尽管当前人民币汇率有一定贬值压力,但这是在美元强势周期中的表现,我们假设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出于向全球输出流动性的要求,整体贬值的大趋势不变,因此6.0-6.5的人民币汇率可能较为接近均衡),2016年(预测的起点)中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64.1%,人口约为美国的4.3倍,人均GDP约为美国的15%。


  按照基准假设,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将发挥一定作用,人口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至1.8,但老龄化依然缓慢提升,导致储蓄率出现小幅下降。十三五至十四五期间,中国仍保持较大的改革力度,使得中国的生产效率稳定增长,但随后,生产率增速将逐步向目前的发达国家水平靠拢。在这种假设下,到2050年,中国将能实现年均4%左右的经济增长,GDP总量将是2016年3.75倍,人口将小幅下降至13.48亿,人均GDP将是2016年的3.84倍。


  同期,美国人口生育意愿保持稳定,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9,面临稳定的老龄化问题。尽管特朗普加强非法移民的监管,但并未影响到正常的移民流入。未来30年移民仍将对美国的劳动力形成有效补充。此外,美国的储蓄率、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均保持在长期趋势上。到2050年,美国将实现年均1.9%左右的经济增长,GDP总量将是2016年1.88倍,人口将小幅增长至3.88亿,人均GDP将是2016年的1.56倍。


  在基准情景下,按市场汇率测算,中国GDP将在2029年超越美国,若考虑汇率波动因素,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可放宽至2025-2030年之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美国37%,相当于目前南欧国家的水平。若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是美国69%,相当于法国的水平。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服务业价格的折价将越来越小,导致人民币整体购买力有所下降(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因此以目前的购买力平价为起点计算可能存在高估问题。对此,我们认为最终的中国人均GDP相对美国的比重应在37%到69%之间,取中值的话大约将会是美国的一半,相当于目前西班牙、意大利、韩国的水平,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六、对策建议: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阔步重返世界之巅


  (一)以我为主、炼好内功,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中、美两国全方位的对比分析,并对两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我们更清晰地认清了中国在各方面与美国仍存在的差距。即使到2050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与作为领先发达国家的美国相比,人均收入也仅为一半左右。对此,我们应认清差距,把追赶美国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力争在未来30年仍能实现年均4%-5%的经济增速,早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1、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指导下,从供给、需求两端强化“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推动中国经济尽快实现国际竞争力及质量效益显著提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生态民生持续改善的“新增长”、“新发展”。


  加快构建新型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标本兼治、长短结合,核心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民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体看,可从三组供求关系入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制度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供求关系。通过推动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发挥市场在配置生产力要素中的决定性作用,持续提升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质量,从而不断提升其引致、满足有效需求的能力,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政府、市场“双到位”。


  二是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供求关系。通过加大金融供给侧改革力度,提升金融配置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实现金融、实体“双发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畅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传导机制,用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逐步降低企业杠杆率,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国企民企等企业供给与民众需求的供求关系。通过加快国企改革和放开民企准入,解放生产力,提升实体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实现国企、民企“双进步”,满足民众需求。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积极引入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人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大幅放宽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领域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2、聚焦发展实体经济,保持制造业领先的竞争力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制造业领域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特朗普上台后,提出“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战略,意图重塑美国的实体经济,占领全球制造业高点。对此,中国应聚焦发展实体经济,保持制造业领先的竞争力。


  一是加快相关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我国制造业发展活力。以《中国制造2025》为指导,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尽快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和市场环境。第一,打破条块分割、阻碍物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和完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第二,加快税收体制改革,清费减税,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国企民企双进步,持续夯实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根基。


  二是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步伐,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需要充分认识新技术变革对于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作用,将科技创新体系与金融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在新的技术革命中抢得先机,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步伐。第一,推进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坚持发展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第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支持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发挥金融体系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我国需要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一,要加大财政融资和政策性融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基础研发的金融支持力度,为新产品开发、工艺开发和新技术商业化等方面的研发活动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支持;第二,健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适度发展虚拟经济,让大型和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都能通过适宜的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第三,积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改进中小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服务。


  四是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尽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要打造我国制造业鲜明的品牌形象,形成品牌效应和良好的业界口碑,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培养客户群体和广泛的影响力。第一,鼓励行业和企业资源向品牌聚集,支持优势品牌、特色品牌发展,成功形成一批国际化的知名品牌;第二,组建面向国际市场的大企业集团,鼓励我国现有大型制造业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组成战略联盟,发挥协同优势,持续提升品牌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3、加快科技创新,完善产权保护,成为引领全球科技的主导力量


  从中美两国未来经济发展测算来看,面对劳动力和资本增速的下降,两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来说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近年来,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仍保持快速发展,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移动互联网、页岩气、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量子计算等领域,获得了较大突破,正在引领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面对美国科技的强大实力,中国必须加快科技创新,完善产权保护,吸引全球科技人才


  加快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积极推进“互联网+”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要着力突破制约工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零部件研发,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在税收优惠、研究开发资助、加速设备折旧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形成鼓励创新的有效激励。


  完善产权保护体系。创新创业不仅会催生大量企业,而且会推动股权债权、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权益流转,这需要我国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要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将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我国需要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创新思维和创业勇气,为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全球科技人才到我国进行科研与创业。


  4、鼓励生育与吸引海外人才回归并重,改善教育医疗,提升“人力资本红利”


  当前中国和美国均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及生育不足的情况,美国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再加上移民的补充,未来仍能保持人口持续增长。而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5,且面临人口净流出问题,未来10年内将见到人口高点并开始下降。对此,应从鼓励生育、吸引海外人才回归以及加强教育三方面入手,提升“人力资本红利”。


  一是完善全面二孩政策配套措施,并进一步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尽管目前全面二孩政策已经落地,但仍存在“不敢生”、“生不起”等现象,应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同时,应进一步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可考虑在适当时间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二是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归。构建有利于海外高端人才回归的客观条件,包括鼓励创新的科研环境;趋于公平的创业环境;轻税减负的营商环境;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绿色环保的生活环境等。力争在未来能由目前的人口净流出变为净流入。


  三是加快推进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改革,提升“人力资本红利”。医疗和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要使中国未来获得根本性的经济增长动力,克服人口红利衰竭的困难,需要通过加快开放服务业,积极改善医疗、教育和人民生活水平。在全面放开二胎的情况下注重劳动力质量与结构的提升,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在劳动力要素上实现供给升级。


  (二)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40%左右,而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要达到50%左右,中国与美国无疑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有学者甚至为此提出了“G2”的概念。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


  1、努力增进中美双方的战略互信


  努力增进中美双方的战略互信,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石之上。应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并不会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地位,而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共同维护和平,共同实现发展。只要中美各自都能秉持战略互信并付诸行动,就一定能够不断夯实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2、促进中美双方的务实合作


  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挖掘环保、城镇化、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潜力。


  3、积极加强中美双方的人文交往


  国与国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当今时代,民意越来越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人民相互友好,国家之间就友好,反之亦然。因此,应鼓励和扩大两国各领域、各界别民众,包括家庭、社区、学校、民间团体等社会基层民众之间的相互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感情;深化文化交流,使双方在交流与碰撞中逐渐实现彼此包容与融合。积极引导各自民意,让支持中美友好合作成为主流声音,不断壮大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4、不断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


  要加强中美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和解决,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承担与自身国力及国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5、以“一带一路”推进新版全球化,打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功样板


  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增长的关键时刻,应积极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引领世界走向深度的全球化,让全球化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更加普惠。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将首次用自己的发展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构建新版全球化、中国积极参与新治理的成功样板。(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黄剑辉  一带一路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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