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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喆:伦敦惨案,从“移民”的冲突到文明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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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8
  十年前的恐袭后,就有很多非穆斯林打着“要么爱英国,要么走开”的横幅在清真寺前抗议,而且数周之内发生了上千起袭击穆斯林的案件。或者这不是“移民”的冲突,这是文明的冲突。解决移民问题,移民政策也许就够了,解决文明问题,却需要文明的反省。我们要有多痛,才能达到真正的反省界点?

作者万喆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24日澎湃新闻网。


伦敦发生的惨案初步被定性为恐怖袭击。


矛盾的英国、矛盾的伦敦


伦敦的市长先被大家拉出来刷屏。他曾经说,要习惯国际大都市成为恐袭目标,恐怖袭击是生活的一部分。


萨迪克·汗,2016年5月6日当选伦敦市长。他的胜选,曾经引起欧洲乃至世界的关注。萨迪克·汗是首位西方大都会的穆斯林市长。他击败了保守党候选人、犹太裔亿万富翁。


他的身份,既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又是其能够胜选的重要因素。要知道,伦敦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移民城市。伦敦市内大不列颠白人仅占45%,非不列颠白人约15%,其次为印度人与黑非洲人,各占7%,巴基斯坦裔约占伦敦总人口的3%。保障外来移民的基本福利和根本利益,是萨迪克竞选策略的重点和胜选的重要砝码。


两个月后,特蕾莎·梅,正式接任首相职务。她的就任,也引起欧洲和世界的关注。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任女首相,她临危受命,接过的,是因推出了脱欧公投却没想到脱欧成真的卡梅伦的棒。


她的经历,同样既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其能够出任首相的重要因素。早前,她任职内务部长,对于留学生及外来移民的态度非常严厉,世人皆知。不仅如此,梅以对伊斯兰传教士采取强硬立场而出名。她积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并成功将激进伊斯兰教传教士卡塔达遣送出境。


两人的脱颖而出,都出于实际需求,需求间的悖论却颇为明显。移民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应该被如何对待?是当下英国,也是全球无法回避、一直争论的问题,在近年,更是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


恐怖分子就是本地移民


2010年以来,欧洲许多国家元首相继宣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本国内失败,英国也不例外。


2005年7月7日清晨,伦敦三大地铁线上三声巨响,伦敦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而袭击者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


2006年8月,英国警方破获了一起针对英美航线的炸机阴谋。19名嫌犯也全是年轻穆斯林移民。


2007年,又有格拉斯哥机场事件与伦敦汽车炸弹案。还是穆斯林移民。


英国社会的外来移民数量在2010年左右就已经占到英国十年新增人口的一半以上。英国一家智库称,英国黑人和少数族裔人口到2050年有可能达到目前的两倍,占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英国拥有黑人和少数族裔占总人口的14%,但其增长占英国增长人口的80%。其中,穆斯林人口已经突破300万,半数以上是在外地出生的。由于移民人数飙升和生育率偏高,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10年内倍增。英国统计署的分析显示,在伦敦部分地区,穆斯林人口已占近半数。如果现有趋势持续,不出1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将以穆斯林占多数。


在普通英国人心目中,他们本都是“融入”英国社会的英国人。


在大洋彼岸,2005年秋因移民问题诱发了法国骚乱。


欧洲开始整体反思多元、开放式的移民管理政策。争论开始了,却远远没有结论,反而越来越没有共识。撕裂开始了,却远远没有达到尽头,只是越来越严重。


英国旧时期的“移民”转向和矛盾


自中世纪开始,伦敦的地位就非比寻常。16世纪末,普拉特说:“人们不是说伦敦在英国,而是说英国在伦敦。”这种中心地位就和大量移民有关。


经济发展,城市地域扩张,人口大量流入,从1550年的7.5万人增长到1700年的57.5万人,伦敦仅仅花了150年的时间,人口就增长6倍多。


16-17世纪的伦敦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文化冲突也比较激烈。


大量平民大众进入伦敦,许多年轻人,希望摆脱贫穷、摆脱宗教压迫、摆脱落后地区困顿,希望在伦敦这个“大城市”找到更好的生活。然而,可想而知,移民们面临的,不只是灯红酒绿和遍地机会,也有激烈的竞争,也有异乡人的孤独感,也有语言上的不适应,这些都是痛苦的。


移民们受到伦敦精英文化的浸染,同时也受到精英文化的冲击。与此同时,伦敦的“精英文化”也受到了移民文化的冲击和改变。


比如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的酒馆,就是移民们寻找生活融洽度之地,也因此充斥着酗酒赌博、聚众斗殴、嫖娼卖淫等。尽管这种文化饱受上层人士诟病,并由于清教伦理处理而不断受到“扫除”,但屡禁不止,因为移民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社区”和归属感。


而流浪移民的混乱无序,引起了上层人士的关注、厌恶与恐惧。伦敦市政开始采取的是以刑罚和驱逐为主的政策,后来逐渐转为社会救济和复合救济。


必须说,移民是伦敦成为伦敦的重要因素,但也带来了极多和极大困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伦敦政府的职能也正是在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新时期的“移民”矛盾


由于大英帝国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其殖民地广布全球,因此大量人口到其他国家开荒和建设。美国、澳大利亚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也由于英国的地位,英国人一直保有深刻的本土种族主义。一方面是英国至上论,认为上帝青睐英国人,他们天生就是统治世界的种族;一方面有种族等级观,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种族等级体系,英国人居于最顶端,有色人种在最底层。这造成了英国浓厚的排外传统。


关于如何对待移民的问题上,政党间、政党内都争论不断。


20世纪初,殖民地的非白人居民取代犹太人成为主要的排斥对象,英国政府曾于1914年和1920年两次颁布排斥外国人法案;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英国。英国政府移民政策的重点开始放在控制移民数量。


二战后,战争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为移民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遇。据英国内政部估计,从1955年1月到1962年6月,英国接收的英联邦国家移民总人数约47.2万人。但外来移民,尤其是非白人移民长期在英国社会受到广泛的歧视。而随着英国地位的衰落,“三环外交”辉煌理想逐渐褪去,对大联邦的共识感变得淡漠。移民成为种族情绪爆发的导火索。1958年,大规模种族骚乱事件爆发。英国社会出现了十分普遍的对有色移民的怨恨和敌视情绪。


1962年,由于国内种族关系紧张,英国开始收紧了移民政策,对英联邦国家公民也采取了入境限制。1971年,英国通过立法,限制外国移民大批进入英国。


新时期的移民“转向”


1997年以后,英国移民政策发生了转向,工党政府决定突破原有的移民政策。这和英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息息相关。当时的移民部长强调,“迁移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移民对国家的贡献是明显的”、“人口迁移能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影响”。英国开启了连续、积极、全面的人口迁移政策新纪元。


自1997年开始,流入英国人数迅速上升,每年流入的非英公民超过30万人。


随着新移民政策的实施,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移民对英国的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远。绝大多数人认为,移民对劳动力和对财政的贡献是对国家经济繁荣的真实支撑。由于移民总体来说比较年轻,所以增加了工作人口的比例。通过选择性的扩大工作年龄人口的迁入量,移民促进了GDP的增长。


2004年时任英国首相托尼? 布莱尔说,如果人口净迁入停止,经济增长将会减缓0.5%。如果没有移民的帮助,英国的公共服务系统将会陷入瘫痪状态,因为英国医疗系统中,有1/4的雇员是在国外出生的。


欧盟东扩以后,进入英国的东欧移民大量增加。2007年6月,全英总工会的报告称,如果没有移民工人,诸如餐饮服务业、蔬菜瓜果采摘业、鱼肉类屠宰与包装等行业将无法维系。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非英籍劳动力在英国三大行业中占据了较高比例,在住宿及食品服务行业占33%、在制造业占23%、在运输业占20%。一旦离开移民,这些行业及相关行业的经济成本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新时期的移民新“矛盾”


但如同过去一样,移民带来更年轻的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冲击、社会稳定上的矛盾,甚至,这一次,还有极端主义。


移民犯罪激增已成为英国的社会安全隐患。作为英国第二大宗教信仰群体,穆斯林青年犯罪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1991年至1997年间,登记在册的在押穆斯林犯人数量增加了90%;2001年底,穆斯林在押人数达5000人,占在押犯总人数的7%,大大超出穆斯林占英国总人口的比例; 2014年报告显示,每七个在英国的穆斯林中便有一人因暴力和吸毒被拘捕,在英穆斯林囚犯于2002年至2013年间翻倍至将近1.2万人,占囚犯总数的14%,而穆斯林总体人数仅占整个社会的近4.7%。令各方震惊。


当然,最可怕的还是一些移民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招募对象,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9·11”事件后,英国在积极参与国际反恐的同时,也加大了本国反恐力度,但多次恐怖袭击表明,通过移民采取本土化、碎片化行动,难以防备。


而英国政府不是没有试图改变相关政策来调整方向。2005年伦敦大爆炸事件后,英国进行了移民政策的调整,启动将高技术移民作为政策倾斜的重点。其中心环节是以“五级结构”为基础的积分制。英国公立医疗系统医生和护理人员严重缺乏,所以第一级是高技能人才,包括医生、科学家、高级企业家等。


讽刺的是,2007年伦敦夜总会汽车炸弹和格拉斯哥机场汽车袭击恐怖事件有关的8名嫌犯,竟然都是供职于英国医疗系统的新“技术移民”。


新时期移民的新“转向”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意外”,也又一次成为转折性的历史事件。而背后,正是对于移民问题的激烈争论和博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受挫,而中东地区冲突又起,欧盟在欧债危机和接收难民问题上饱受双重压力,英国人怨声载道。卡梅伦内阁多次承诺减少移民,但2015年英国净移民人数33.3万,其中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人数为18.4万,创下新高。如同历史,接受移民,尤其是难民,已成为社会上普通民众不愿意承受之痛,也成为他们情绪爆发的突破点。


在今年恐怖袭击发生之前,英国刚刚完成了脱欧所必需的一切国内合法流程,国会通过,女王授权,使那些一直叫嚣着“不可能真的去脱欧”的人必须接受现实。


与此同时,去年英国的净移民数已经开始减少4.9万人,至27.3万人。特蕾莎?梅也已承诺,一旦英国脱欧后离开欧盟单一市场,这个数字将会低于10万。


控制移民也许并不那么难。但这势必将会对那些大量依赖移民劳动力的行业产生重大的影响。从2013年开始,英国出生的劳动力已经减少,可以看到一些行业已经非常依赖海外的员工来填补劳动力空缺。有许多领域的公司都将要去争取日益减少的员工。如果移民真的越来越少,技术工人势必减少,商业监管负担会增加,如果英国试图建立一个劳动力市场中心,也会遇到相关问题。这些经济成本怎么承担?会不会反而导致一些公司搬迁至海外,或者停止在英国的商业运作?


后记


二战后兴起的多元、开放价值观,正在受到极大冲击。


这个冲击的产生,是持续的、渐进的。


如果大家对于现今美国总统关于移民的一些主张和言论感到新鲜,其实不必。


特朗普所谓“禁穆令”所指的七个国家,其实是奥巴马任内确定的高危险区域,并且经过国会确认。


而特朗普一再强调的要选择认同美国价值的移民进入美国,戈登?布朗任英国首相时就说,加入英国籍就像“签署一项合同书”,因此,“应该为社会先尽一些义务才行。”更不要说布朗的内政部大臣甚至鼓励英国人相互告密,以应对恐怖主义。


梅姨也明确表示过,大量的移民涌入所带来的好处“接近为零”,相反,他们会对房产、教育以及医疗带来难以修复的影响。


不同于以往,这种冲击,并不来自于一方对另一方的完全凌驾,而是来自于双方的难以融洽。


历史上看,一般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移民的同时,充满了歧视,因此产生了物质性的利益冲突。然而现今的情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接受不同国家和民族人的同时,已经不再设防,甚至弄出过分的“尊重”,但却可能反而导致了身份认同的更不恰,结果产生着更严重的所谓“精神”冲突。


英国在中国发生恐怖袭击时,仍然在高唱“尊重”的高调,但终于在自身的创痛下发现这不是该装小清新的时刻。其实,十年前的恐袭后,就有很多非穆斯林打着“要么爱英国,要么走开”的横幅在清真寺前抗议,而且数周之内发生了上千起袭击穆斯林的案件。


或者这不是“移民”的冲突,这是文明的冲突。解决移民问题,移民政策也许就够了,解决文明问题,却需要文明的反省。我们要有多痛,才能达到真正的反省界点?(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万喆  伦敦惨案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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