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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如何解决中国精英的集体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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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7
  无论从历史规律,还是从全球现象的角度看,精英群体普遍是对国家发展最充满焦虑感。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曾全方位剖析,实现基本生活需求后,人们容易渴求地位,引发势利倾向,个人过度期望,崇拜更成功者,讨厌一些制约因素等五大因素诱发焦虑。德波顿的最终结论是,“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那显然是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无奈与沮丧。对于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中国而言,缓解焦虑,还是有一些管用的解药。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9月26日《联合早报》、观察者网等。


近年来,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精英群体似乎处于集体的焦虑情绪中。在日常饭局、微信群与朋友圈、沙龙研讨、行文写作等各类场合,充满着对国家现状、社会发展的失落、困惑、悲观心态甚至批判、否定态度。近期一篇所谓“私营经济离场论”在网络上被疯传,马云宣布退休引起热议,更是折射了“中国精英焦虑症”的一次集体爆发。这种精英的集体焦虑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势必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精英当前为何焦虑?


由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获取信息能力相对较快,一般来讲,精英群体对外界变化更敏感,对财富与个人前景的感知度更强,对社会发展的评价与话语欲望更积极。每当在大变化、大改革、大失序的年代,精英往往是社会情绪最外化的表现者。这种情绪若运用得好,会成为国家与社会大进步的积极力量;倘若情绪失控,则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作用。


通观中国目前的特殊现状,精英群体的焦虑情绪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改革未实现预期目标的失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在各地取得一些进展,但也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与障碍。有的改革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高级黑”或“低级红”状况,或被有意识地走歪变形,或被无意识地机械执行,反正就是与此前各界精英的预期不符,甚至对生活、工作造成更大困扰。更糟糕的是,一些中央正确决策被“空转”,甚至出现了“政策不出文件柜”、“文件套文件”的“改革打滑”现象。一些人还担心党内民主是否还存在,市场经济是否要继续,互联网管治的过于严格是否还能让人说话等等。逐渐地,五年来对改革充满着强大预期的精英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望,一些人从失望到绝望,完全失去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二是对安全感未能充分保证的担心。五年多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相当大一批贪腐分子、违法分子绳绳之于法,赢得全民拥护,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精英关于“原罪”、“程序是否合法”的法理思考与讨论。“私有财产说没就没”、“谁没点把柄与问题呢”、“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利”成为一些精英恐慌与焦虑的重要心理来源。更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反腐败斗争中的利益受损者、与贪腐分子相识而产生同情的人,容易扩大和散布国家机器对个人安全的巨大威胁,使得本应对国家机器威力的敬畏变成了莫名的恐惧。个别地方对税收的追缴,变向地加大了一些精英人士对财富安全的担心。时不时冒出某企业家、某女艺人数日未露面的揣测,更是加重一些精英人士对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恐慌。


三是对利益未实现快速增长的不满。五年多来,由于房价增速的相对减缓、股市异常波动与长期低迷、投资性收入的下降、国企限薪等复杂原因,精英阶层的利益没有出现此前多年来已形成惯性的高速增长。近年来,一些民企由于此前未做好转型升级的充分准备,受“去杠杆”政策影响极大,经营压力陡增,破产、倒闭、清盘现象屡见不鲜。外资撤走现象屡有发生。时有公号文章惊呼,“失业潮”可能会来。加之“减税”、“减政放权”等政策没有完全到位、教育与医疗等日常社会服务与科技进步并未能出现实质提升,精英群体很容易产生预期落空的不满与逆反。加之美国经济、股市近两年强力复苏,两相实力消长,精英群体几年前的心气全无,丧气陡升,甚至哀鸿遍野。


四是对引领全球治理进程的不适。五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大量本土原创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积极主办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政党对话、金砖会晤、上合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为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所讲的、经历“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之后的“世界的中国”而谋划未来。这些举措在中长期的效应可能会相当明显,但短期的巨大收益却不一定能看见。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贸易遏制、投资阻扰、经济对抗,甚至中美交恶的“新冷战”阴影开始密布,一些国人“溢美”、“恐美”情绪滋生,加之境外媒体频繁报道“一带一路”受阻或投资失败的案例,逐渐地,对“大国外交”的不解与对“韬光养晦”的怀念成了精英的普遍心态,对“全球撒钱”、“过度扩张”的担忧也成为相当多人的心态。


如何理解精英的焦虑感?


这些焦虑感是应该被理解的,更应值得相关方面的重视。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我党的奋斗目标”,焦虑出现本身就是问题发现的源泉,而问题发现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在某个侧面上看,本身就是精英焦虑感不断出现、接着不断被解决的过程。


相比于过去,有些焦虑的诉求是40年来一以贯之的,也与中央的要求一致,如对个人安全感的保护、深化改革的目标等等。但不得不说,焦虑的程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过去呼吁个人安全感,主要在于人身安全、生存底线,而现在主要集中在财富与社会地位;过去的改革诉求,主要是“只要改”即可,现在的改革诉求,则必须是“改得好”才行。精英层预期的提升,是目前焦虑感上升的重要背景。


另一方面,当下精英的有一些焦虑感则是过去所没有的。十多年前,人们未曾想到房价会增长数倍,企业经营贷款相对容易,“炒房”、“炒股”、“炒茶”、“炒字画”动辄赚数倍、数十倍,“粗放发展时代”的现象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一旦回归“新常态”,肯定会引发不适应,诚如有人感叹,“暴利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靠“炒”而生财、靠“贷”而牟利的年代已过去。一些私企找不到新的盈利之道,与国企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下风,产生的焦虑感也是过去所少有的。


与此同时,全球化五百年来中国第一次系统性、理论化、全方位地提出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让知识、思想与理论储备不足的社会精英产生了对未来的迷惘,让习惯“搭西方顺风车”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与其说一些精英在焦虑,不如说是中国人集体对“如何当全球强国”的经验缺失。


不得不承认,由于近年来扶贫、环保以及反腐等政策的持续推进,“共享经济”形成的社会服务均等化,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正在出现相对缩小的趋势,相当多的普通老百姓幸福感是有提升的。但糟糕的是,精英层的焦虑情绪被互联网尤其是微信朋友圈、新媒体公号等放大后,正在像传染病那样向全国传播,形成金融市场的整体悲观,也正在蔓延至普遍老百姓的生活中。21世纪互联网“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万一这种情绪失控,对中国社会治理造成的冲击可能是颠覆性的。对此,中国决策层需要防范这种情绪的串联、共振,制订更周全的预案,以及缓解情绪的高招。


如何缓解精英的焦虑感


无论从历史规律,还是从全球现象的角度看,精英群体普遍是对国家发展最充满焦虑感。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曾全方位剖析,实现基本生活需求后,人们容易渴求地位,引发势利倾向,个人过度期望,崇拜更成功者,讨厌一些制约因素等五大因素诱发焦虑。德波顿的最终结论是,“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那显然是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无奈与沮丧。对于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中国而言,缓解焦虑,还是有一些管用的解药。


第一,要让五年多来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医疗、教育、税收、养老、法治等与每一位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改革,真正惠及政策应覆盖的应有人群。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有“壮士断腕”式、对政府自身的突破性改革。比如,彻底裁掉一些无用的行政部门,彻底让一些民众呼吁多年、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入学难”、“看病难”得到了实质缓解,让民营企业家的税收得到实质减少,等等。只有这样的“实质”改革,才能在全国普遍产生“提气”与“欢呼”效应。类似的改革,不在于说尽好话,关键是办些实事;不一定需要太多,一两项真正到位足矣。只有这样,社会焦虑感才会得到大缓解。


第二,要有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的国力报道。经过40年发展以及频繁国内外的交流,加之信息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国民心态已日趋成熟与清醒。国家发展是什么样,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一般来讲,绝大多数国民能接受政策的暂时失败与反复,却难以接受掩耳盗铃的欺骗与蒙蔽。真正的自信在于成绩的客观总结与对不足的真诚汲取。真诚是民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最好方式。中国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比世界多数国家都更能理解本国发展不易与艰辛。政府应善待并利用好这种民众的理解之心。虚心地接受批评,虚心地向世界各国学习优点,让民众看到政府不断求新、求变、求进的努力,社会焦虑感也会得到缓解。


第三,要在全球治理中要防止“大跃进”,在各项对外合作上取得实作为、巧作为,既不要给一些欠发达国家以“中国钱多”的幻觉,也不要给发达国家以“中国欲取代”的错觉。中国“走出去”,是必然趋势,但需要循序渐进。中国全方位开放,也是必然趋势,但需要内外统筹。对外传播要昂扬而不张扬,自信而不自傲。要让更多成功的“走出去”故事透明化、真实化、感人化,真正激发中国人进入“全球公民”时代的骄傲感与自豪感。


总之,这一轮的精英焦虑感是一次中国崛起真实度的社会检验,也是一次全民心理成熟度的触动。它正在检验近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与不足,也在触动人们沉思“新时代”下中国未来发展步骤与节奏。相信焦虑感的缓解,将再一次推动中国的前行。(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精英群体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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